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â壳一样。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有其深刻๑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เ极避世之ใ好，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精神、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中ณ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豪侠”，并总是和《水浒》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从而感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1一样。于是，强者有参与精神，因为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这样一个ฐ组织良好而颇็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汉族与其他家族制度意识不强烈的外来民族混合时，有着巨เ大的诱惑力。不开化的部族以及由不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儿总是急于加入到这样一个家族中，并声称自己้是这个不朽家族制度中ณ的一员。设想自己้一旦咽气时，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仍旧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长河中。这种家族制ๆ度也是使家族成员生殖繁衍的直接刺激剂。比如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来，就应该有许许多多林姓的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ศ上来。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เ另一种中ณ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ç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国进取，脾ຆ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ฦ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ณ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那么，谁来做她的解说员呢？这似乎是根本无法解答的难题。当然不是那ว些身居海外的汉学家和因书馆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通过儒家经典来反映中国社会。侨居中国的真正的欧洲人不讲汉语，真正的中国人又不讲英语。汉语讲得很好的欧洲人会养成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习惯，从而被自己的同胞视为ฦ“怪物”。英语讲得很好的中国人则已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被“异族化”了。他们或许根本不讲汉语，或者讲汉语时带点英语口音。通过这样一个淘汰过程，似乎ๆ这个解说工作非老中国通莫属了。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靠他们对洋径洪英语的理解来理解中ณ国了。
出版前言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在文学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对乡村生活和乐天派的赞美，在所有的诗歌和私人书信中ณ都能找到เ这种情绪。我随意翻阅了一些明代学者的书信集，看到เ陆深写给友人的信，其中写道：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ฑ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า凉，能过我信宿留แ乎？兼制隐居寇服，待旦ຆ夕间命下，便作山中ณ无事老人矣！〗
这种情绪，被现代中ณ国文人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ใ中也能ม找到幸福。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诸神明显地对此感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进步的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ณ国人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种幸福，他们像功利主义那ว样，对幸福总比进步更感兴趣。
罗素夫人曾经明智地指出，“谋求幸福的权利”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怀，并置于兴趣之外的权利ำ，他们总是专注于那些次一等的权利，比如选举、通过皇家费用预算、宣战和彼捕后接受审判ศ的权利。中ณ国人从没想到过被捕后接受审判是一种权利，但他们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谋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贫穷还是失宠都无法把这个权利ำ从他们手中夺走。西方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ณ国人的态度却像大儒主义那ว样消เ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因此，第欧根尼的故事尽管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感到某种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大部ຖ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แ面深深地嫉妒第欧根尼的苦行主义แ，另一方แ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精采的戏文或电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精神。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么เ远，中ณ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เ极方แ法。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只要求那些可以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取。中国人至少要求两件干净的衬衫，因为ฦ尽管故事书中第氏精神的芬芳对人毕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是否真的与第氏为伍，效其所为ฦ，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穷得只配有一件衬衫，他也不在乎。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希望看一场好戏并尽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没有条件看，也并不十分难过。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但如果院子里只有一株枣树，他也感到同样高兴。他希望有许多孩子，有一个妻子亲自动手做他爱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请一个高级厨师和一个穿着红裤子的漂亮女仆，这个女仆要能在他读书或作画时为ฦ他焚香侍候。他还需要一些好朋友，一个能理解他的女人，这个ฐ女人最好是他妻子，如果不是，则歌伎也行。如果他生来就没有这种“艳福”，他也不会懊恼。他需要吃饱，好在大米稀饭和腌萝卜在中ณ国倒也不贵。他希望有一坛好酒，常常自己้酿造米酒，或者花几个铜板到เ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他需要悠闲，这在中国不难得到เ，如果他——
〖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
他便会快活得像一只小鸟。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供玩乐่的花园，他便希望有一间坐落在山里的僻静小屋，门前有一条小溪自山上潺潺而下。这间小屋也可倚傍着一个河谷，下午他可以漫步河岸之上，欣赏鸬鹚为渔夫捉鱼的生动情景。但如果他没有这种运气，只能呆在城市里，他也不难过。因为ฦ无论如何他还可以在笼中养上一只鸟，栽种几盆花，还可以赏月——月亮总是会出来的。大诗人苏东坡就写过一篇十分优美的散文来描写月亮，这就是《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存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ม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这种天才的奥秘。
幽默滑稽
幽默是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种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ณ，只要才能ม与理智横溢到เ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会盛开，因为所谓幽默只是才能对自我进行的鞭挞而已。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类一旦能ม够认识到เ自己的无能ม与渺小、愚蠢与矛盾，就会有幽默者产生。比如中国的庄子，波斯的奥玛·开阳1้，希腊ຘ的阿里斯ั托芬2。没有阿里斯托芬，雅典人精神上当贫乏得多；没有庄子，中国人聪明才智的遗产也会逊色不少。
『1奥玛·开阳，波斯待人及天文学家。』
『2阿里斯托芬，雅典诗人和喜剧ຕ作家。』
然而由于有了庄子及其著作，中ณ国所有的政治家和土匪强盗都成了幽默大家，因为ฦ在他们的思想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着庄子的人生观。老子在庄子之前已经发出过尖细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则ท他就不会笑得那么เ调皮。反正有关他的婚姻状况、有无后裔等等，史籍中无从查考。老子最后的几声咳嗽和大笑被庄子接了过去。庄子较为年轻，音色也比老子丰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听到他的笑声。我们一旦ຆ有机会总是忍俊不禁。不过我时常感到我们的玩笑开过了头，笑得有点儿不是时候。
外国人对中ณ国与中国人的无知给人以根深的印象，尤为奇怪的是他们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有幽默感吗？”这个ฐ问题无异于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沙漠里有沙子吗？”真奇怪，一个人对一个ฐ国家竟如此不甚了了。至少从理论上讲，中国人应该有幽默感，因为幽默产生于现实主义，而中国则ท是个异常现实的民族；幽默产生于庸见，而中ณ国人对生活的庸见数不胜数。亚洲人的幽默，尤其是知足与悠闲的产物，而中国人的知足悠闲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幽默家通常是个失败主义แ者，喜欢诉说自己的挫折与窘迫，中ณ国人则常常是清醒冷静的失败主ว义者。幽默常常对罪恶采取宽容的态度，不是去谴责罪恶，而是看着罪恶发笑，人们总认为中ณ国人具备宽容罪恶的度量。宽容有好坏两面，中国人兼而有之。如果说我们刚ธ才所讨论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具有庸见、宽容、知足常乐和超脱老猾——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在中ณ国就不会没有幽默。
然而中国人的幽默多见于行为ฦ，少见于口头。中国人对各种幽默有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是“滑稽”，我想其意为ฦ“逗乐”，道学家们隐姓埋名的著作中常对此津津乐่道，这些著作仅仅是略微松弛一下过于严肃的古典文学传统。这样的幽默过去在文学中并无合适位置，至少人们从没公开承认过它在文学中的价值和作用。幽默在中ณ国小说中ณ确实俯拾皆是，但小说以往从未被经典作家们视为“文学”。
在《诗经》、《论语》、《韩非子》里，都有一流的幽默存在。然而用清教徒式的人生观培养起来的孔学家们却看不到เ孔夫子的生动有趣之处，他们也理解不了《诗经》中ณ美妙温柔的爱情诗，却去作一些异想天开的解释，像西方神学家们解释《万歌之歌》一样。陶渊明的著作中ณ也颇有一些微妙的幽默，以及一种平静悠闲的满足和精美舒适的自我克制。下面这首描写他那些不肖子孙的诗歌便是极好的一例：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二，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幽默也可见于杜甫和李白的诗篇。杜甫常使读者苦笑，李白则用一种浪漫主义者的满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但我们绝不把这些称为ฦ“幽默”。对国教般的儒家学说的敬畏ั也限制了人们自由á地抒发已๐见，并且视独到见解为ฦ禁忌，然而幽默却恰恰建立在对事物新颖独到的见解之上。显然在这样一种传统的束缚中，很难有幽默的文学产生。如果我们想编一个中国幽默的集子，就得到民歌、元曲和明代小说中ณ搜寻例子，还可以到เ文人墨客的笔记和书信中去寻找，这些都是正统“文学”圈外的东西，其时他们会稍许放松一点警惕。
然而中国人仍有一种自己้独特的幽默，他们总喜欢开开玩笑，这种狰狞的幽默建立在对生活的滑稽认识之上。中国人在自己的政论文中总是极端严肃，很少有幽默使人放松一下。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对重要的变革和运动所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又常常使外国人惊奇不已，比如国民党的平均地权、三民主义、水旱灾救济、新า生活运动和禁烟委员会等等。一位新近访问上海的美国教授在几所大学作了讲演，每当他正儿八经地谈到เ新生活运动，总引起学生的哄堂大笑，他颇感惊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郑重地提到เ禁烟委员会，学生们的笑声会更响。
如上所述，幽默是一种观点，一种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对这种看法或多或少总有些许了解。生活是一场大闹剧，个ฐ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个人严å肃地对待人生，老老实实地按阅览室规章办事，或者仅仅因为一块木牌上写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践踏草坪，那末他总是会被人视为傻瓜，通常会受到เ年长一些同事的哄笑，由于笑具有传染性，这个人很快也就变成一个ฐ幽默家了。
这种闹剧ຕ性的幽默，结果使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严肃不起来，无论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还是一条狗的葬礼。中国人葬礼的滑稽颇具典型意义，中ณ国中ณ上层阶级铺张的丧葬仪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污垢满面、身着各色绣花袍子的流浪儿窜来窜去，还有一个ฐ铜管乐队在前面高奏“前进，基督的士兵们”，这些事实常被欧洲人引为中ณ国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实。然而，中国人的送葬礼仪恰恰是中国式幽默的绝妙象征。只有欧洲人才会那ว么认真地对待葬礼ึ，使之ใ显得庄严肃穆。严肃的葬礼ึ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欧洲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以自己先验的成见认为葬礼ึ必应严肃，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å肃不可。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๐有蕴含，其余皆为形式——闹剧。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เ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ะ花轿。
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际内容。能够欣赏中ณ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够正确理解中ณ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ว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员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的行头一样，没有一个ฐ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如果外国记者牢记葬礼ึ上所穿袍子的象征意义แ，就会少一些误解，也就不复把中ณ国人看作独一无二、难以理解的民族了。
这种对人生的滑稽认识以及处理形式与内容的方式，也同样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几年前，应国民党中央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ຖ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ศ内。这条命令倘若真的贯彻下去，会给那些在上海拥有公馆的部长们带来很大不便，并会使许多人失业：南京的部长们对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开反抗，也不请求撤销。没有一个职业书记员会聪明到起草出这样一个呈文，同时又不与中央的形式相背。因为那就意味着中国官员们希望住在外国租界内，而这是不爱国的表现。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比它不知聪明多少倍的主意，他们只是把驻沪办事处的门牌换成贸易管理局。一块门牌大约不过2๐0美元，却没人丢掉饭碗，也没人丢脸。这种连小孩子都会玩的把戏不仅使南京政府的部长们感到满意，而且也取悦了发布命令的南京政府。我们的部ຖ长们的确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们的强盗们、军阀们也都是幽默大家。有关中国内战的幽默，上文已经谈及。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举教会学校的例子来说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几年前，当局要求他们注册登记，并要求他们取消เ圣经课，并在会议大厅悬挂孙中山像，每周星期一还要举ะ行一次纪念会，这使得教会学校顿时惊慌失措。中国当局不理解如此简单易行的规定竞不能ม遵守，另一方面传教士们也不知如何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事情陷入僵局。一些传教士甚至开始打算关闭学校。比如有一位校长，问题本不难解决，但他却坚持自己้那愚蠢的诚实，拒绝将学校章程中那ว句声明传授宗教思想为办校目的之一的话去掉。这位洋校长要求开诚布公地声明传授宗教思想确为主ว要办学目的。于是时至今日，这个学校还没能注册登记上。如此这般，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产生。其实这个教会学校应该做的不过是模仿南京部ຖ长们的所作所为，遵守官方的一切规定，挂一幅孙中山像，其余事情均照中ณ国方式办理。不过我总不禁想到，以这种愚蠢的诚实为宗旨的学校肯定是所真正的学校。
这就是中国人滑稽的人生观。汉语中充满了把人生看作演戏的比喻：中ณ国官员的就职离职被说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项ำ略๓有夸张的计划会被称为“唱高调”，我们确实把生活看作了舞台，我们喜欢的戏剧ຕ多为ฦ高级喜剧，不管是新宪法草案、民权草案、禁烟委员会，还是讨论人员遣散的会议。我总觉得这些喜剧ຕ津津有味。但我希望我们的人民有时也该严肃一些。幽默正在毁掉中ณ国，它的破坏作用是无以复加的。人们那ว种响亮的笑声未免有点儿过分，因为那ว仍是超脱老猾者的笑，任何热情与理想之花，一旦碰到เ这种笑声，都会凋谢枯死。
因循守旧
刻๑画中国人的性格不能不提及保守性，否则就不完整了。“保守性”一词本不该含有贬意，它是一种自豪，建立在对生活感到满足的基础之上。由á于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为做和使人满足的东西，这样就成了内心丰富的真正标志，是值得大加羡慕的天赋。
从本质上来讲，中华民族是个骄做的民族，这种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เ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最近几百年除外。尽管有时在政治上中国人确实蒙受奇耻大辱，然而在文化上他们却是一个ฐ硕大的人类文明中心，他们具有自我意识，做事有条不紊。在文化上代表另一种观点的、唯一有点力量与中国匹敌的是印度佛教，然而真正的儒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对佛教持讥讽态度。儒家为育孔子而感到无比骄傲，进而又为中华民族感到เ自豪，为ฦ中ณ国人能ม够理解生活的道德内涵而自豪，为自己้对人性的认识而自豪，为自己已经从伦理、政治诸关系上解决了人生的问题而自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孔学不仅对生活的意义提出疑问作出回答，而且答案令人满意，因为他感到เ已经解决了人类生存意义这个ฐ问题。这个回答有根有据、清楚明智，使人不再去思索未来，也不再想改变现状。人们意识到เ自己业已获得某种有用并且货真价实的东西之后，自然会变得保守起来。儒家看不到并且认为不存在其他的生活方แ式。西方人也有组织严密的社会生活，伦敦的警察不通晓孔夫子扶老携幼的教导也照样会帮助一位者妇人过马路，这些事实中国人听到后总是多少感到เ点惊讶。
一旦中国人意识到เ西方人也实行所有的孔门礼节、秩序、荣誉、仁爱、勇气、廉政等道德教诲，一旦ຆ他们意识到倘若孔子在世也会赞成伦敦警察和地铁ກ售票员的品行，他们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就大为动摇了。确实有些东西使中国人看了很不舒服，并斥之为ฦ鲁莽和粗野，比如夫妇挽臂而行，父女拥抱接吻，银幕上有吻，舞台上有吻，火车站月台上也有吻——到处都有吻。这使他确信中ณ国文明真是无与伦比。然而外国也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一般来说普通百姓也都识字，妇女也会写信，以及普遍的清洁卫生，学生尊敬老师，男孩儿们总对他们的长辈说“是，先生”等等。所有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东西，外加优良的公路、铁路、轮船、优质的皮靴、巴黎香水、可爱的白种孩子、x光照片、照相机、电å唱机、电话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彻底击碎了中国人那种民族自豪感。
由于治外法权，尽管欧洲人的皮靴总是频频地踢在中ณ国苦力身上，却没有法律予以制裁。民族自豪感的丧失又转化为ฦ一种对外国人的本能恐惧，以往神圣的自豪感烟消云散。至于外商大吵大嚷，担心中国人会攻击他们的租界，事实上这只不过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那点胆量以及他们对现代中ณ国之肢浅认识。对于欧洲人滥用皮靴对付中国苦力的行为ฦ，中国人总感到เ义愤填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如果外国人认为中ณ国人会用自己质量较次的皮靴去报复去泄愤，那ว就大错特错了。中ณ国人如果这样做就不复为ฦ中国人，而是基督徒了。事实上，对欧洲人的羡慕与对他们侵略性的恐惧现在是普遍现象。
以上这些感情上的波澜显然促成了过激主ว义แ的形成，过激主义แ又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此巨大广泛的变化，以往从来没人想到เ，只有几个傻瓜和天才对它发生兴趣。那时想进行一场革命元异于在天上架设彩虹之桥并漫步其上。而1้911年的中国革命党人正是这样的天才。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打败之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宣传就极为活跃。当时有左右两派：限制君权但维持君主ว统治的立宪派与主张共和的革命派。左ุ翼以孙中山为领导，右翼以康有为ฦ及其弟子梁启超为ฦ领导，梁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转向左ุ翼。两派曾在日本进行过长期的笔战，然而问题的最后解决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论辩有了什么เ结果，而是由于满洲人统治的明显不可救药以及中国人本质上对民族自豪感的渴望。1911้年政治激进主义之ใ后，便紧接着1้916年的文学激进主义。当时胡适发起了中ณ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之ใ后又产生了192๐6年的思想激进主义，结果使现在几乎所有的小学教师的思想都有了共产主义แ的色彩。
于是，中国被分成共产主义แ和反共产主义แ两大武装ณ阵营。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ใ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这实在是件很遗憾ย的事情。勤于思考的年轻一代决意要使整个政治思想制度发生一次巨เ大的变革，然而统治阶层却正在掀起一股保守与反动的逆流。不幸的是，这股逆流并不那么เ吸引人，因为首要人物都是些军阀和政客，他们的私人生活里绝不存在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事实上，这种保守性不过是伪君子的外衣，是虐待狂的报复行为——发泄对青年人的不满，因为懦家学说教导人们要尊敬老人、尊重权威。熠熠生辉的政治放射出一大束一大束儒家思想的光芒，也正是这种光芒曾发动西藏喇嘛教祈求佛诅保佑以反抗日本的侵略๓。儒家学说的陈词滥调混杂着梵语的“阿弥陀佛”和藏语的祈祷ຕ论，造成一种极端怪诞离奇的效果，殊难引起中国青年人的兴趣。
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中ณ国保守主ว义与激进主义แ的争斗。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和欧洲的政治动向，争论并不解决问题。如果保守派的首脑แ们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中国找到出路，中国也可能转向共产主义แ。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秉性中，在只认识汉字或者干脆目不识丁的广大民众之中，保守性会永远存在。
最主要的事实是中国人并不希望变革。在所有的外部变化背后，即在风俗、女子服饰、旅行习惯这些变化的背后，中ณ国人对一位身着西装ณ、操一口流利ำ英语、脾气急躁的青年人仍然抱嗤笑态度。这位青年人看上去总是那ว么幼稚，那么เ羞于积极地主张进步。奇怪的是，在中国一个看上去不再幼稚的人随即便转向保守主义，留学生回国后穿上中ณ式长袍，照中国方แ式生活，那他就成熟了，他开始喜欢老成温厚，喜欢闲适，喜欢惯常的知足。穿上中国长袍，他的灵魂就得到เ了安息。中ณ国的各种环境神奇地迷惑和吸引了许多“不寻常”的欧洲人，使之一辈子定居中国。回国的留学生快到เ中年之时，也会发现这种诱惑力。
同时，大多数中ณ国人仍将墨守陈规，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觉的信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