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绪，被现代中国文人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ใ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ใ中也能找到幸福。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ว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แ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á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า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ๆ度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种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ๆ度则使国家能对人口进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ม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传。科举制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种”。这种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的制ๆ度中已๐具雏形。公元3～4๒世纪的魏晋之ใ后，官吏选举制度有些变化，变得对名门望族有利ำ，对黎民百姓不利。结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显然有利于晋朝贵族家庭的发展。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ใ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ณ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ณ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1้阿瑟·兰塞姆，英国作家。』
正文
『2吉恩·腾尼，美国拳击家，1926～192๐8年世界重量级冠军。』
这种对学问的尊重与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并不相同，中国的学者对自己的学问也很钻研，然而，西方的教授们对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献身精神，似乎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精神有时近乎一种病态的骄做与职业的忌妒。中国人对学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个ฐ不同的概ฐ念之上的。学者应该教人以实际的智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时刻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ษ，这样的学者才受到尊重。这是在实践证明了教育的正确性之后才给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动乱ກ之中，人们靠他作出冷静的判断，靠他的远见来预料某个行为或者某项ำ决定可能ม会带来的各种后果。这是一种更靠得住的预料é。人们把他看作向导、指导者。真正好的领导，就是这样的精神与思想的领导。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情况下，这种领导是很容易维持的。有时，你只消เ说一大堆他们仅仅一知半解的术语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历史典故，因为ฦ普通人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戏剧中ณ学来的。援引历史典故通常就能解决问题，因为ฦ中国人习惯于具体的类比。这样就能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实。
我在前面已๐经指出，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表现在超。脱老猾、避世洁身、和平主义等方面。这些品德与懦弱胆怯相差无几。但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是懦夫，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一个人凭借烧酒造就的勇气，冲在最前面，去迎接一颗铅做的子弹，为ฦ一个报纸编撰出来的“事业”去献身——如果我们的头脑还保持清醒的话，就会看到这样做是再愚蠢不过的了。如果他用自己的脑子去读报的话，他就不会冲在最前面，如果他少喝点烧酒，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就会感到เ惊恐万状。这样做既符台逻辑也符合人性。在上次大战中，许多在大中学校小有名气的文人学者们在强忍着一场精神上的折磨，对此，那ว些更强壮一些然而并不太聪明的人一无所知。是服过四年役的者兵，而不是新兵，才开始意识到开小差是自己้应具有的品德，是一条向聪明的老实人开放的唯一合情合理的通道。
不过，中ณ华民族的智慧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不光是胆怯这一点。在欧美大学就读的中国留แ学生学术上往往高人一筹。我想这并不是由于中国人选拔出国留学生的竞争过程所致。在国内，他们很早就习惯于学术讨论。日本人为ฦ中ณ国人起了一个讥讽性的绰号，叫“文学国度”。事实也确实如此，其中一个ฐ例子就是当代中国无以数计的杂志。只要有四五个朋友碰巧在同一个ฐ城市里，一种杂志似乎就会创น办起来。同时有数不清的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塞到杂志编辑手里。以前的科举制是一种智力测验，这一点笔者已๐经指出。它长期使中ณ国学者的思维变得较为ฦ敏锐，使他们擅长于词句的雕琢，文学特点的细微差别等等。对诗歌的修养，使他们的文学表达具有更高的境界ศ，在趣味与技巧ู上，都得到了锻炼。中国绘画ฑ已๐经达到西洋绘画未曾达到เ的高度。在书法艺术上，他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韵律美方面，我认为ฦ是达到了变化与精美的极致。
因此，我们不能说缺乏独创性、开拓性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之ใ一。他们的创造性与中国工ื业所一直保持的手工制作水平是一致的。由á于没有能发展一种科学的方法，由于中ณ国人思维方แ式的独特性，中国在自然科学上是落后的。然而我确信，随着科学方法的引进，随着研究设备的完善，中国会在下一个世纪创น造出伟大的科学家，为世界ศ科学作出重大的贡献。
这种国民的智慧当然也不光限于知识阶层。中国的仆人由于他们的聪慧与对人的体谅与理解，也很受人欢迎，至少可以和欧洲的仆人相媲美。中国商人在马来亚、东印度、菲律宾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们比当地居民有着更多的智慧，由这种智慧所生发出来的各种品性，比如节俭、勤奋、远见卓识等等，对学者的尊重甚至使中下层阶级也产生了一种崇尚精致完美的心理。这一点，外国人很少考虑得到，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有的甚至用洋泾英语对中国商店的店员讲话，从而使这些中国人大为ฦ恼火。这些外国人并不知道，许多店员对一个分裂不定式之类细微的语法问题都是颇为讲究的。中ณ国的劳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培养成技术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细的素质的。人们在贫民窟、工ื厂区等地方很少能看到西方相同阶层的那ว样高大、健壮的动物，宽颌、低额、力大如牛。人们在这里看到เ的是另一类型的人。他们有智慧的目光，愉悦的容貌，极有理智的性格。也许中国人智慧的稳定性绝对高于西方许多种族。同样的稳定性也表现在妇女的智力中，她们比男ç子更稳定。
女性化
确实，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ณ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一点不错的。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ณ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中ณ国人的思维方แ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他们对谚语很感兴趣，它像妇女的交谈。他们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高等数学，很少越过算术的水平，就像许多妇女一样。当然，大学里那些男性化的妇女获奖者自然例外，女人生活的本能比男人坚定，中国人生活的本能比其他民族坚定。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去揭开自然界ศ之谜；是同样的“直觉”，或称“第六感觉”，使许多妇女相信某件事情之ใ所以如此是因为ฦ它就是如此。最后，中国人的逻辑常常与私人关系联系在一起，正如妇女的逻辑一样。一位妇女在介绍一个ฐ鱼类学教授时并不说他是鱼类学教授，而说他是在印度去世的哈利森上校的姐夫。她那时正在纽约作阑尾炎手术，主刀的是一位和蔼的老坎伯特大夫，他长着漂亮的前额。同样，一个ฐ中ณ国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个抽象体，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个ฐ可变通的量，应该具体地运用到某一个ฐ人身上，如黄上校，李少校等。于是，任何与个人联系不紧密的法律，任何不能视黄上校、李少校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律都是非人道的法律，所以也不成其为法律。中国的司法是一种艺术，不是科学。
叶斯ั帕森1在他著名的《英语的发展与结构》一书中曾指到英语的男ç性特征，指出它的简洁、庸常、有力来作例子。我不愿意对这样一位伟大的英语权威的论点提出什么เ异议，但有一点，笔者不敢苟同，就是有关性别的问题。庸常与实用的心态是妇女的特征，而不太像男人的特征。男人们更有可能试图双脚离地，飞向一个不能飞到เ的高度。中国话，中ณ国语法，显示出明确的女性特征。它的形式、句法和词汇，都揭示出中国人思维的质朴、想象的极端具体、句法关系的极端简洁。
『1叶斯帕森，丹麦语言学家，著有《thegrowthandstructureofenglish》等。』
这种简洁在洋径滨英语中反映得更为明显。正如人们常说的那ว样，洋泾浜英语是英语的肉加上汉语的骨头。没有理由认为像hee，younoe；youe，henoe这样的句子就不如以下这个转弯抹角的句子意思更清楚：youneedn�่39;te，ifhees；andheneedn&ุ#03๑9๗;te，ifyoue。事实上，第一个句子的简洁使句子意义แ更明确。穆恩在他的著作《院长英语》中援引了苏美塞得1้一位农民在法官面前作证时说的话：“he�่39;dastick，andhe&ุ#03๑9;dastick，andhelickedhe，andhelicນkedhe：ifhelickedheashardashelickedhe，he&ุ#ี0่39๗;dkilledhe，aທndnothekilledhe。”在我看来，这样讲话比加上日耳曼语系中不同的格是更明智一些的做法。在汉语看来，“我打他”和“他打我”没有主格宾格之累，其区别也一目了然。加上单数第三人称词尾“s”实在是多余的，正如我们已证明的过去式的情况一样。实际上，许多人都在讲“usgirls”，“themthings”，而不被误解，不会丢掉什么。丢掉的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类别”，而这个类别与表达美却毫无关系，我非常希望英美教授们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勇敢而使人满意地在教室里宣布“hedon&#ี0่39;t”是正确的英语；我希望将来某一天英语将在洋泾浜的影响上，变得与汉语一样理智，一样明晰。
『1苏美塞得：英格兰南部一郡。』
某种女性的实用本能ม已经使英语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从句简化，如“weatherpermitting”，“godwllling”，“whenevernecessaທry”，“aທsexpecນted”，“ifidon&#ี039;tetonight”，这句话中没有用“shaທllnot”，还有“ifwareaksoutnextweek”，这句话也没有用“shalleakout”这种说法。叶斯帕森已经谈到英语中ณ那ว些类似汉语的简洁说法，比如“firste，firstserved”，“nocure，nopay”，“oncebຘitten，twiceshy”。这些都是标准的洋泾浜。英国人也在逐渐取消whom，比如whoareyouspeaທkingto？。英语语法看来还不是没有救。中国人对简洁的喜好已经走得很远，比如“坐吃山空”意思是说“如果你光坐着吃，什么也不做，那么就是像山一样多的财富也会被吃光的”。这个意思中ณ国人很容易就懂ฦ得了。由此看来，英国人要想赶上我们，还要很长时间。
中ณ国人的形象思维也表现在那些抽象名词中，表现在众多的谚语及比喻中。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由两个具体概念所组成，比如“大小”表示ิ“体积”，“长短”表示ิ“长度”，“宽窄”表示“宽度”。如下列句子：“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长”和“短”也用来表示ิ争议的双方的是和非。比如汉语讲，“一个人的论点有其所长”或“有其所短”，“我不管人家的短长。”我们也说“那个ฐ人没有是非”，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好人，因为ฦ他对所有的问题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介入私人纠纷。像“…ness”这样的词尾，中文里一概没有。中国人只是简单地像孟子那ว样说：“白马之白犹白玉之白欤”。这与中ณ国人的思维不善于进行分析有关。
据我所知，妇女常避免使用抽象名词。我想这一点已经被人通过分析妇女作家所用的词语而予以证明。中ณ国人有如妇女，具体想象总是被用来取代抽象的名词。下面这句学术性很强的句子很难精确地译成汉语：thereisnodifferencebutdifferenceofdegreebetweendifferentdegreeofdifferenceaທndnodifference。1中ณ国的翻译家可能会用孟子的一句话来代替：“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这样的替代品在定义แ与精确性上都不如原句，然而行文却更明白晓畅ม。如果说“howcouldiperceivehisinnermentaທlprocess？”不如说“howcouldiknowwhatisgoingoninhismind？”更明白。后者则远不如汉语表达得更清楚：“我是他肚里的蛔虫吗？”
『1此句的大意是：所谓区别是指程度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介乎ๆ于程度不同的区别ี与没有区别之间的区别ี。』
所以说，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แ在有形世界的外围。这使得中国人能ม对事实更有感受，而这又是经验与智慧的基础。对抽象名词的厌恶也可见于中国人对事物进行分类时所用的名词，这些名词往往要求有明显的区别ี意义。这时中国人总是挑选一些最有表达意义的名词。于是，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不同的写作方法被称为“隔岸观火”，“蜻蜒点水”，“画龙点睛”，“欲擒故纵”，“神龙见首不见尾”，“悬崖千仞”，“一针ฤ见血”，“单刀直入”，“声东击西”，“旁้敲侧击”，“湖上雾霭”，“层云叠嶂”，“马屁股上放鞭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名词使我们联想到原始语言中ณ的“汪、汪”、“呸、呸”等单调然而却绘声绘色的象声词。
这种意象名词丰ถ富但抽象名词缺乏็的特点对写作的风格，进而对思维的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一方แ面，它使语言生动形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使语言趋向华而不实，结果成为很多时期中国文学的弊端。对此，唐代的韩愈曾经掀起一场古文运动加以反对。这种风格缺乏็表达的精确性，但是运用得当时，能产生一种悠闲的散文，生动、地道，乡土味浓，像中ณ国最好的“非正统”小说的风格一样，也像“最好的英国正统”作家斯威夫特1้和笛福2的散文风格一样。它也防止了类似美国大学中ณ越来越盛行的学术名同所造成的陷阱。特别是在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中，他们说到เ人类生活时总是谈什么“因素”、“过程”、“个性化”、“部门化”、“志向限额”、“愤怒标准化”以及“幸福的相关系数”等。这种风格着实无法翻译成中文，尽管一些人在“汉语欧化”的口号下曾经做过一些荒唐滑稽的努力，但很快也就夭折了。将英语的科学论文翻译为汉语是最难的。将汉语的诗歌，优美的散文，翻译成英语也是最难的，因为ฦ每个名词都是一个意象。
『1斯威夫特，英国讽刺๐作家，《格列ต佛游记》的作者。』
『2笛福，《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
缺乏科学
我们已经对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做了详尽的讨论。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希腊人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分析型的，这已๐经被亚里士多德学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所证明。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问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维。印度人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而中国人尽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却未能ม发展其自己的语法学。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因为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抽象名词，比如“仁”、“义”、“礼”、“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谈。在具体讨论中，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
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ณ，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ๅ、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他们喜欢编撰一些猜不透的难题，并试图证明他们的论点，如“卵有毛”、“马下蛋”、“狗亦可为一羊羔”、“鸡有三足”、“火不热”、“车轮从不辗地”，以及“龟身长于蛇”等等，而汉代的学者则喜欢对过去时代的经典作业历山大式的注解诠释工ื作。之后的晋代学者则复兴了道家学说，靠“直觉”来解开自己的身体与宇宙之ใ谜。没有人想到过应该做实验，也没有人发展过什么科学的方法。宋代哲学家在佛教的启发下，重新า解释儒家学说，把儒教变为一个训练心智和维护道德的哲学系统：他们留在后人心目中的名声是洞晓大义แ但“不拘细节”。所以宋代学者的语文学是最不科学的语文学，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什么เ语文学：只有到เ清朝才发展了一种比较的方法，一下子把清朝的语文学提到了一个ฐ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的语文学是中ณ国最接近科学的语文学。
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科学方法不能ม得到发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科学方แ法除了要求分析性思维之外，总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做。而中国人则用信自己的庸见与洞察力的闪光，推理的方法在应用到人际关系时，常常导致一种愚蠢的结论，这在美国大学里并不罕见。今天有许多用推理方แ法写成的博士论文，会使长眠在地下的培根感到不安。没有一个中ณ国人会愚蠢到เ去写一篇关于冰淇淋的博士论文，并且在一系列的观察与分析之后得出令人膛目的结论说“糖最重要的功能ม是使冰淇淋发甜”；或者在对“四种洗碟方法的时间与运动方法比较”进行研究之后，很高兴地下结论说“弯腰提取物件的动作是很累人的”；或者在对“棉制ๆ内衣的细菌含量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细菌的数量随着衣物穿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几年前有一条消เ息报道，说芝加哥大学一个ฐ学生在对各种印刷方แ式的效果做了“比较研究”之ใ后，发现线条越黑，越引人注目。
这种愚蠢的结论，尽管对商业广告不无用处，我想靠着中国人的庸见与“直觉”也可以迅速并且正确地获得。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漫画要算在《庞其》上发表的，描述一个行为主义者大会的那ว幅，他们正在几头猪身上做实验。猪嘴上插着温度计，前面挂着一串珍珠项链。试验结束后，他们一致决议：猪对珠宝没有反映。这些事情，并不纯粹是对科学方法的滥用。我们知道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坎森教授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大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日常烦恼的来源与性质》。他记录了210่00种烦恼，后来经过筛选，去掉重复的和失误的之后还有507๕种！此后他又将这些烦恼分级整理。比如“食物中发现头发”为ฦ26分，“看到秃顶的人”是2分，“看到蟑螂”为2๐4分。
真正的科学工ื作自然需要相当的枯燥劳动。只有真正的科学才能ม使一个ฐ科学家在做出发现之后感到เ欣慰，比如发现了蚯蚓有一种保护性的外衣；因为正是这种细致的观察之ใ后积累起来的事实才使科学一代代地发展，以至取得现在这样辉煌的成就。而中ณ国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有的倒是大量的幽默与庸见。于是，他们自然认为：观察与研究蚯蚓或者金鱼的生活实在是有碍于学者的尊严的。
逻辑
由此，我们想到เ了中国人的逻辑。它建立在中ณ国人对真理的观念之上。根据中国人的观点，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只能被感知。庄子很早以前就在《齐物论》中ณ指出了知识的主观性：
〖既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ท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ใ，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ใ！使同乎ๆ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ใ！使异乎ๆ我与若者正之？既ຂ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ຂ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若与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根据这种理论，真理是无法证明的，尽管它能ม被“会心于忘言之境”。人们常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谓之ใ道”。所以，真理只能ม被一种直觉所感知。中ณ国人并非都在有意识地接受庄子的认识论，但是他们本质上是赞同这个观点的。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ฦ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因为ฦ中ณ国人压根儿不相信这类事情。于是，辩证法并未得到发展，也没有科学论文这样的事，高本汉1最近撰文批评中ณ国“高级评论家”在论证古典作品的真伪时所犯的逻辑错误。某些错误确实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站在西方方แ法论的观点上看才知此。中ณ国人从来不会写一篇万言或者五千言的论文去证明某一个论点，他仅仅是做笔记。至于论点本身的是非，则留แ待后人评说。这就是为什么中ณ国学者总是留给我们这么เ多笔记集，称作“随笔”或“笔记”。不划分段落，内容包括文学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连体双胞胎、狐狸精、红胡子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隐者等等，杂沓纷坛，应有尽有。
『1高本汉，瑞典汉学家。』
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你很少看到เ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论点与论据从来都不很长，你突然看到他已经领悟到了什么在作结论了。优秀的笔记、随感录，比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给这类文章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当然不是由于其中的逻辑论证，而是由á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而这种正确性只能由后世来表示赞同或反对。顾炎武笔记中即使是两三行的观点，也往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