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纯粹是因为家族制ๆ度的原因，中国人能够将河南的犹太人同化。这些犹太人今天已被彻底汉化。他们不吃猪肉的传统也成了纯粹记忆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国人的家族思想，强烈的种族意识才能使犹太人自己้的种族意识自惭形秽，归于消เ亡。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鞑靼人，其种族意识，种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犹太人。在这仲情况下，中国当地人在同化能ม力方面显然比外来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国家族仍然是中国的家族。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ณ国人这个ฐ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ຆ气与心理构成各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ฐ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ๆ导北方แ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ใ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ฦ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老中国通，英语缩写为ฦ0。c。h。——我们先来为他们画ฑ幅像，因为他作为中国问题唯一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1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一下，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位船长、舵手、领事馆的书记员，也可能是一个ฐ商人，中国正好是他倾销沙丁鱼以及“同阳光接过吻”的蜜橘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还可能ม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眼睛盯着贷款委贝会的行踪。他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能ม消息还非常灵通，尽管他连续讲3个中国字都颇为ฦ困难，是依靠他讲英语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冒险。他打高尔夫球，以保持身体催康。他喝李普顿2๐茶，读《字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那些土匪、绑票、频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至影响了早饭的食欲。他胡子刮得光光，穿着也比他的中ณ国助手们整洁。他的靴子也比在英国时擦得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ว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早ຉ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办公室去品尝史密斯ั小姐为他准备好的清茶。他的血管里可能并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ຂ，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á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ณ国城镇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เ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声地擤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心实在无法抑制ๆ。他约略๓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那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ใ下，似乎不太可能ม。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惧。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๗12年入上海ร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๗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๗22๐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๒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ใ一。1้92๐6年到เ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๐7年任外交部秘书。19๗32年主ว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๗35年创น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๒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๒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๔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ฦ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ฦ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๔年在香港逝世。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说过，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种美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种美德就会被普遍鼓励，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ฦ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เ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中国的那ว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是大约在25～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ฦ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เ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ฐ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ฐ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๗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เ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ณ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ว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แ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ว样，对此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เ呢；一个ฐ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ว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เ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á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中ณ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有其深刻๑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这一点可由á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เ极避世之ใ好，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ณ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精神、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中ณ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ฦ“豪侠”，并总是和《水浒》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从而感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1一样。于是，强者有参与精神，因为ฦ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1埃莉诺·格林，英国女小说家。』
这一点可由á魏晋历史来充分说明。当时文人们不参与国事，并因此受到เ人们赞赏，结果国势衰微，北部中ณ国继而被北方แ骠悍的民族所征服。魏晋的文人崇尚饮酒和“清谈”，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ศ，炼长生不老之ใ丹ล。这是自周汉以来中华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个ฐ时期，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顶点，导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亡他族的结局。这种对消极避世的狂热追求，是不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又作何解释？历史明确无疑ທ地揭示ิ了问题的答案。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๔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๑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就开始了对消เ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学士则乔装ณ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随即又产生了竹林七贤。刘ถ伶，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常常数月不停地痛饮。他坐车旅行，通常携一壶酒，一把铁ກ锹，一个仆人。出发前，刘即嘱咐仆人：“死，便埋我。”人们对他很崇拜，并称之ใ为“贤”。当时所有的文人学士都倾向于要么เ过纯粹的田园生活，要么极端地耽于声色，要么极端地肤浅。另一位大诗人阮咸与其侍女有不正当关系。一日正在外与朋友饮宴，忽然听说妻子把这个侍女遣散了，他立刻向朋友借马去追赶那ว位侍女，追上后将她扶上马，带到酒宴上朋友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们的钦佩。人们敬佩他们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แ能解释“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个ฐ狼藉的声名。根治的方แ法似乎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
超脱老猾
也许中国最突出的品质可以说是“超脱老猾”，这一品质最难使西方人明白，然而却是最具有深刻含义แ，因为ฦ它直接指向一种与西方人不同的人生哲学。与这种人生哲学相比，西方文明的整个ฐ模式看来都极为原始和幼稚。假设在一个九月的早晨，有位年轻人试图拖他的爷爷一道去洗海水浴ภ，他往往会遭到老人的拒绝，于是他感到又惊又气。但老人却仅仅是置之一笑，这是超脱者猾者的一笑。很难讲他们二人谁对谁错。青年人的这种吵吵闹闹，坐立不安会有什么เ结果？青年人的这种热情、自作主张、奋斗、打仗、激烈的民族主义会有什么结果？为ฦ什么เ这样？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是徒劳的，也无法强迫一方แ接受另一方的观点，这是年龄问题。
一位超脱老猾者是有许多生活阅历的人，他是实利主义者，麻木不仁，对进步持怀疑态度。超脱老猾的最大优点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温和，持这种性格的老年人也往往能ม使许多女孩子倾倒，从而被选作丈夫。因为假如生活能教给人们什么的话，那就该是和蔼温良。中ณ国人总结出这条经验，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之找到เ了宗教的认可，而是因为他们深切地观察了生活，体会到了人生的沉浮。以下两位唐代诗僧的对话，就代表了这种极端精明的哲学思想。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ใ，看他如何结局。”〗
这种老子精神在我们的诗文谚语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失一卒而胜全局”，“三十六计，走为ฦ上计”，“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对待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态度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本质之中，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反复思考，总有“三十六计”；于是棱角被磨光了，一个人即获得了象征中国文化的真正的老成温厚。
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ว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它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它能ม神奇地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孟子是一个伟大的超脱老猾者，他宣扬人类主要的愿望是吃喝与女人，或者说是滋养与繁殖。已๐故黎元洪总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脱老猾者。他宣布了中国政治哲学很受人欢迎的格言，也是解决所有中国的党派之争的良方：“有饭大家吃”，黎大总统还不知自己是一个ฐ严格的现实主ว义者。他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当今中国的历史，他的机智连他自己都未觉察到。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对中ณ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左拉学派从生物角度解释人生对中国人来讲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释是对知识的追求，我们的解释则代表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在中ณ国，一个ฐ人无须学习如何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生来就如此。黎元洪总统从未能以自己的思维能ม力著称于世，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本能地意识到เ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不过是饭碗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其他问题。因此，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ณ国政治提出了这样一个我所知道的最为深刻๑的见解。
麻木不仁与实利主义แ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这是只有老年人与古老的民族才能ม有的态度。这种态度，3๑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轻的种族不可能理解一样。道家圣经《道德经》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这也许不无道理。有人说人过4๒0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的年轻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ฦ钱而嫁人的，她们或许称之ใ为“平安稳妥”。希腊神话中的一段故事也许不无寓意。故事让年轻的伊卡罗斯飞得很高直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他也坠海而死；老父亲代达洛斯则ท飞得很低，安全抵家。一个人随年龄的增长，会发展一种低飞的才能。理想主义被冷静、平庸的见解改造，被金钱观念改造。于是，现实主ว义就变成了老年人的特点，理想主ว义则成一青年人的特点。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便是天才，后者是“大孩子”，如托尔斯泰，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以及詹姆斯·巴๒莱爵士2๐，他们都有这么许多的孩子气，加上对事实的体验，使他们能够永葆青春，我们又称为“留แ芳百世”。
『1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苏格兰小说家、散文作家。』
『2詹姆斯·巴莱爵士，苏格兰小说家、剧作家。』
然而，这就是纯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5千字的《道德经》包含了对超脱老猾哲学思想的凝炼叙述，这样精辟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ຖ了。道家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意味着某种超脱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该受诅咒的充满破坏性的怀疑ທ主义，对人类干预ไ的嘲笑态度，对所有人类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败采取的嘲笑态度。这主要倒并不是因为ฦ缺乏毅力，而是因为缺乏信仰。这是一种与孔子的实证主ว义相抗衡的哲学，用来弥补儒家社ุ会的不足，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儒家的世界ศ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观则是消极的，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则ท产生出我们称为ฦ中ณ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
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ณ的儒家建设、奋斗ç；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这就是为ฦ什么เ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写诗，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的集子中ณ，诗歌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并且是较散文写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ณ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ว义แ，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ม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这样，当肉体在经受磨难时，道家学说给中国人的心灵以一条安全的退路，一种宽慰。仅仅道家的诗歌就可使儒家严格的生活模式变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ว义使得中ณ国文学不至于变成只是为帝ຓ王歌功颂โ德，或一般道德说教那样的陈词滥调。所有好的中国文学，所有有价值的、可读性强、能使人心灵欣慰的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充满了道家精神。道教与孔教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
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作为一个ฐ民族，我们伟大到可以根据扬善惩恶的基本原则制定至高的法典，但我们也可以伟大到不信任律师，不信任法庭，95％需要诉诸法律的纠纷是在法庭外面解决的。我们伟大到可以制ๆ定相当繁缛的礼节，然而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把这些礼节看作生活这个大玩笑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举ะ行葬礼时的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我们伟大到可以声讨罪恶，但同时对罪恶又可以无动于衷，不感到大惊小怪。我们伟大到可以发起一系列ต的革命运动，但也伟大到善于和解，并回头再重复以前所反对过的统治制ๆ度。我们伟大到可以精心制作一套完整的对官员进行弹劾的制ๆ度、行政管理制度、交通制度、图书阅览制ๆ度，但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度，不理睬这些制ๆ度，绕过这些制度，和制度开玩笑，驾驭这些制度。我们并不给大学生们讲授政治学课，教他们政府应该如何工ื作，我们只让他们看看我们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在做什么就可以了。不实际的理想主义แ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我们对空想的神学缺乏耐心。我们并不教导我们的青年成为上帝的儿子，但我们教他们做一个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们才相信中国人基本是人文主义者，基督教在中国注定要失败，除非它改头换面得令人难以认出本来面目，否则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义中ณ确能为ฦ中国人接受的部分是基督的训谕“像鸽子一样无害于人”，但是要“像蛇一样机智”。因为这两项品德——鸽子一样的温柔与蛇一样的机智——正是超脱老猾者的特征。
一句话，我们既认识到人类努力的必要，又承认人类努力的徒劳，这种总的心态使人倾向于发展一种消เ极防御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个原则下，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裂ฐ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谚语，意思即英语的“不要惹事”，“别去惹醒睡着的狗”。
于是中国人就这样地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就发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也发展了某种防御策略，这种防御策略๓比进攻策略还可怕。你到一餐馆就餐，饥肠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的伙计，如果他态度粗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发点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说，“来了、来了”，但是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ม做点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人消เ极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领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ม欣赏，这就是超脱老猾者的力量。
和平主义แ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人三种最恶劣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他们失去了组织活动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既ຂ老成又精明，它的特征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显，这种人生观不无优点，它是老年人的美德，他们既无野心又无欲望地立于世上，他们阅历丰富，时刻准备接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但同时又坚决主张在命中注定的环境下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由于中ณ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知那样想在地球上建立什么乌托邦ะ。他们知道这个ฐ世俗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只不过是想驾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国人缺乏็西方แ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๓等等。他们不会对攀登勃朗峰和去北极探险发生兴趣。使他们极感兴趣的是这个ฐ世俗的尘世，他们为ฦ此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并且很富有责任感和冷静头脑。他们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ว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个ฐ平凡的生活。这些品质中ณ最主要的是和平主义แ与豁达大度，它们标志着老成温厚的文化，这是当代欧洲所缺乏的。
事实上，我们纵观当代欧洲，似乎可以看到เ它烦恼的并不是缺乏็“精明的才干”或脑力活动的能力，倒是缺少一点老成圆熟的智慧。我们有时思忖，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或许会多少戒除点儿自己烈性的青年气质，减少自己้脑力活动的能力并缩小思考的范围，以便在科学再进步一个世纪、世界变得更小的时候，能ม够学着对生活对别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失去欧洲人本色的危险。他们或许会学得少一些锋芒，多一点圆熟ງ。我相信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变化的原因不是什么高明的理论，而是一种善谋自存的本能ม。那时西方也许会学到并相信少专断ษ多宽容的好处，因为世界变小了，宽容就成为ฦ急需的了；那时他们会减少谋求进步的欲望，增加理解生活后的焦虑；那ว时将有更多的人乐于倾听“函谷关老人”的声音。
依照中国人的观点，和平主义并非什么“高贵”品德，它只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识而已。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没有来世，那ว么我们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气和。根据这个ฐ观点，西方人独断专行、坐立不安的精神只不过是未成熟ງ的青年人的标志。对东方แ哲学深有造诣的中ณ国人可以看到欧洲的这种幼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臻成熟ງ。
也许很奇怪，在异常精明的道家哲学中ณ，“宽容”一词总是出现。我认为宽容是中ณ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ฦ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要学习宽容，人们就要学一点道家的那种感伤与愤世嫉俗。真正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人常常是心肠最好的人，因为他看到了生活的虚无，又由此生发出一种普遍的怜悯和同情。
和平主义แ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学一点愤世嫉俗，他就会对战争多一点反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เ所有有知识的聪明人都是胆小鬼。中ณ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会打仗的人，因为他们是聪明的种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学与强调和谐为ฦ人生理想的儒学所培养所左ุ右的民族。他们不去拼命搏斗，因为他们是最工于心计，最自我陶醉的民族。一个ฐ普通的中ณ国孩子就知道一个ฐ头发斑白的欧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东西：无论国家个人，打仗总有死伤。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党派也最容易恢复理智，那ว种教人经常计算得失的哲学也教会他们要尽少吵架，一旦吵了也要尽快妥协和解。这个超脱老猾的哲学既教会中国人在艰难时世下要忍耐，采取消极办法进行对抗，同时也警告他们要防止成功时的骄傲与自以为是。中国有不少劝人凡事适可而止的格言，如：“钱财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过分武断或尽职尽责的人被称作“锋芒过露”，被认为是粗鄙行为和倒台的先兆。英国人认为“不打已倒之人”，是为了尊重公平比赛的原则。中ณ国人的类似说法“不要欺人太甚”则纯属一种文化素า养，我们称之为“涵养”。
对中国人来讲，凡尔赛和约岂止是不公平，简直是粗鄙和缺乏“涵养”。如果法国人在他们胜利之际有一点道家修养的话，他们就不会用凡尔赛和约骗人，因而他们现在的睡眠也就不会这样不安稳。然而法国还很牛轻，德国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法德两国总是试图将对方แ踩在自己的铁蹄之下，这种极端的愚蠢竟没有意识到。说也难怪，克雷孟梭何尝读过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没有。所以让他们去斗吧，道家则只是旁观，只是莞尔一笑。
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多半也是出于禀性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国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远没有西方多。作为ฦ一个民族，尽管我们不停地打内战，可我们该打的比实际订的要少。如果把美国人放在我们这样的腐败政治之下，那么他们在过去的2๐0年中会有3๑0次而不是3次革命。爱尔兰现在太平了，因为他们过去打得很凶；我们今天还在打，因为我们打得还不够凶。
中国的国内战争也井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迄今为止所有的内战皆无值得夸耀之处。没人知道征兵的事情，当兵的只是些没有别的办法糊口的穷人，他们并不想打仗。那些将军们之所以对打仗有兴趣，是因为他们自己用不到เ去冲锋陷阵。每次大的战役总是银元得胜，尽管得胜的英雄还可能在声声礼炮中ณ披红挂绿、凯旋回城。那些炮声很像战斗的炮声，很有典型意义แ：在人与人的争吵中、在内战中，都是这种喧闹声代表争斗的实质。人们在中国不可能目睹战争，只能耳闻，我就听说过两次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听来都很使人满意。通常是较占优势的一方吓退了劣势的一方，一场在西方国家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里一个ฐ月就宣告结束。被打败的将军，根据中国人公平竞赛的原则，将被给予10万美元的旅资，派去“调查欧洲的工业情况”。因为ฦ胜利者完全明白，在下次内战中，自己可能会有用得着这位失败者的地方。下次时局一转，十有八九你会看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