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ฐ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人们常常以为，政治事变、经济展这类事情才是重要的，个人的欲望、快乐与行为方แ式根本无足轻重。这种想法在中国尤其盛行，因为ฦ个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一个被忽视的价值。在布罗代尔三个时段的划分中，中国人自然而然地以为短时段现象政治事变是最值得重视的；中ณ时段现象某种展趋势次之；长时段现象生活方式是最不值得重视的。而在我看来，布罗代尔对长时段事实的关注却不仅具有历史研究方แ法论的意义แ，而且具有对人的关注的意义。归根结底，政治的斗ç争和经济的展只是工ื具，人的幸福与快乐才是目的。我们为什么如此喧宾夺主，为什么常常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而令目的受到冷落呢？
第四，有权利感与无权利感的差异。西方人以为自己的性权利被压抑、被剥夺了很长时间这种想法不一定对，正如福柯分析的，所以在性问题上带有造反者和反抗者的狂热感、正义感和权利感，搞起色情品、卖淫、同性恋和各种变态性活动来显得气壮如牛，好像在搞革命确实也有人管这叫性革命，好像在夺回被人抢去的权利ำ。中国人在性上没有被剥夺感，所以也不会有反抗的热情和正义แ感，更没有权利感。在中ณ国人的心目中，性的欲望是个小小不言的隐私，不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开放淫秽色情品市场、卖淫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问题上争论得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中国人对此却像在听天书，暗地里觉得奇怪：这种问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连想一想都不好意思。
西方的传统性规范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性规范中ณ，当其冲的问题是，性的目的是为生殖繁衍还是为肉体快乐的问题：为ฦ生殖的性活动被视为正当的，不可避免的；为快乐的性活动则被当作不正当的，罪恶的，应受惩罚的。在西方社会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与快乐两方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
与古代和东方แ性规范极为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反对肉体快乐่。这一原则认为，肉体快乐่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束缚，阻碍它听从上帝ຓ的召唤。基督教认为，为了人类的繁衍，性行为是一桩不得不为ฦ之的罪恶；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则是有意犯罪为ฦ恶。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为都是“不自然的”或是“违反自然的犯罪”。把精液用在任何生殖以外的目的上都是“与自然对立的”，因而是罪恶的。基督教的理想的性行为仅有一种，那ว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内的以生殖为惟一目的的异性性交。公元6世纪的格里高里教皇popegrerory相信，在有了婚内性交行为ฦ后，一个人就不可能再是纯洁的了；而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快乐而与配偶交合，那就肯定是一桩严å重的罪行。
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沉闷禁欲的性道德与古希腊以及古代东方国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它关于性是罪恶的这种观念，对后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根据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看法，作为亚当和夏娃堕落的结果，性活动的一切方式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夫妻间的阴茎阴道交也不例外。虽然性交活动不是不可以有，因为它是得到上帝ຓ允许的，但是每一次具体的性交都是罪恶，作为结果，每一个孩子都是其父母的罪恶的产物。
圣奥古斯丁还是最早为ฦ教会灌输“性交是令人恶心的行为”这一看法的人。在他之后，这种对性的否定看法甚为流行。阿诺伯斯ัarnobius称之为ฦ肮脏和可耻的行为；麦瑟德斯methodius称之为不雅的行为；杰罗姆jerome称之为不洁的行为；泰图利安tertullian称之为令人羞愧的行为；安布罗斯aທmose称之为玷污的行为。有一种没有明说的想法，即上帝应当在性之外明一种解决繁衍问题的更佳方式。
按照宗教教义，每周的星期四应当戒欲，以纪念基督被捕的日子；星期五纪念基督受难；星期六纪念圣母玛丽亚；星期日纪念基督复活；星期一纪念基督升天。只有星期二和星期三可以性交，但是如果遇上斋戒日和宗教节日——复活节前的40天，圣诞节等等，也应禁欲。虽然关于斋戒期、节日、妻子不洁期经期、孕期、哺乳期禁止性交的规定有所修正——过去强调妻子的不洁，但在12๐、13世纪之后转变为ฦ强调对妻子和孩子健康的伤害——但是禁欲的基调没有改变。
13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stthomasaquinas指出，性快乐่是罪恶。造物主ว设计性器官是为繁衍，因此这些器官只能派这一用场。口交是丑恶的；肛交是绝对禁止的；用口和手接触“羞处”也应当禁止；避孕是禁止的；同性恋也是禁止的。圣汤玛斯ัstthomas指出了四种最令人憎恶的活动：手淫，兽交，同性性交和除教会规定的“传教士式”这一体位之外的异性性交。
在18世纪，教皇乔๒治三世宣称，肛交“在上帝眼中ณ是可憎的邪恶，住有此类行为ฦ者的城市将毁于烈火和硫磺”。海特菲尔德等，第10่5~106๔页ษ关于性交体位，教会则一直强调“自然”体位，即男ç上位，认为这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性交体位据说这一体位能保证性行为当事人只能获得最小的快感，所有其他体位都被认为是“不自然”的。后进式被认为ฦ“不自然”是因为它像动物的动作；女上位是违反了男女的角色定型：女人应是被动的，男人应是主ว动的。直到เ15๓世纪以后，一些神学家才允许有特殊原因的夫妻采用其他体位，如丈夫太胖或妻子怀孕。
基督教道德家认为，在社会中，最适于儿童生长的环境是家庭，因此人应当只有婚生子女。圣保罗stpaທul指出，有肉欲之罪的人包括四个群体：其一是娼妓；其二是通奸者，即引诱他人之妻及使自己受到เ诱惑的女人；其三是有女性气质者molles；其四是男同性恋者。他认为，人的理想境界是保持贞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好不和任何女人生关系。”必须放弃身体屈从于肉欲就像胃屈从于食欲一样的思想。但是，他又补充说：“由于存在着那么多不道德的事，所以应当让每个男人有自己的妻子，每个女人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必须ี对妻子尽责，妻子同样也必须对丈夫尽责。”转引自弗兰德林，第115๓页这是一个“两ä害相权取其轻”的想法——既然为了人类的繁衍非允许性交不可，那就只好把道德标准放宽一点，但是，最多只允许它生在有婚姻关系的人们当中，以避免更多更严å重的不道德行为。照此逻辑，婚姻是上帝派给人们的某种预ไ防药物，以便将人从不道德中拯救出来。
基督教会认为，即使在夫妻的性关系中，也应当严å守为生殖的原则，坚决杜绝为快乐的性活动。大多数早期的神学家都认为，如果夫妻为快乐而性交就是犯了道德之罪。
在5๓世纪，圣杰罗姆stjerome说：“一个ฐ男人如果爱妻子过于热烈就是一个ฐ通奸者。爱他人之妻是耻辱的，过度地爱自己的妻子也一样。聪明的男人对妻子的爱是慎重的，不是热烈的。……男人在他的妻子面前不应当是情人，而应当是丈夫。”转引自弗兰德林，第12๐1~122页班尼迪克benedicti在1584年说：“一个ฐ丈夫过度热烈地爱他的妻子，过于热衷于从她身上获得快乐่，不是把她当作他的妻子，而是当作他的情人，那他就是一个ฐ罪人。”转引自弗兰德林，第122页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