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道路
民众对他们领袖的无知得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仅仅是消息灵通一点，就是一项ำ伟大的品质！在7月“芦沟桥事变”的前几个ฐ星期，全面战争开始之ใ前，一天我看到一份从东京发出的登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真正悲哀的报道。这篇简短的报道说，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向他们的政府保证，蒋介石的抵抗之谈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中国的团结也仍然是骗人的把戏，经不起日本的攻击。但在同一天，一位刚从中国回国不久的外交官则警告那ว些领导，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า的国家，事变的恶化将意味着毁灭性的大战。正如我在1้937年1้1月战争开始后不久ื写的那样，“用中国话来说，日本是‘骑虎难下’，既下不来，又不知如何继续走下去，焦虑万分。但它又不得不继续‘骑下去’。日本实际上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与此同时也巴望着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当它在考虑蒋介石关于抵抗的谈话时，错误地估计为‘虚张声势’。其次，它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团结的力量。第三，它还错误地认为，向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就会吓倒中国人，而不是使中国的抵抗力量更加强大。因此，如果日本的发言人下次声称只有他们才了解中国人，而西方人则不行，我们只要指出这个ฐ事实就可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告诫道“我不得不假设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将出现彻底的精疲力竭”，以及“我们面前是一场要打一两年的战争，唯一肯定的事，是两个ฐ民族都将毁灭”。日本军队具有勇气和进取心的美德，但也有不可原谅的缺点，他们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孔子曰：“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很明显，孔子作为一个ฐ君子，将会从心底里憎恶今天的日本军队。孔夫子的反日态度由他的信徒子贡的进一步陈述确定下来：“恶檄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虽然蒋介石在执行着一条比较“现实”的政策，一边准备战争，一边祈祷和平，期望中国能得到一个暂延的机会，以建成一个稳固团结的现代国家，虽然他使用了各种镇压手段防止公众情绪的爆发，使自己，也使整个民族保持镇静，但是另一股巨大的洪流：民族抵抗的决心和对蒋介石的华北政策的忿懑แ情绪，正在变得强大到足以改变蒋的意志的程度——须ี知，蒋是个非绑架不能使之变心的顽ื固分子。下面一点应该讲清，华北的局势在外国观察家眼里是丑恶可耻的，在中ณ国人眼里是丢脸丢到เ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日本人走私和贩卖毒品更丢脸、更可耻的，是日本军队要求在北平的国民党党部关门，这可是中国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执政党的党部。然而，当局居然接受了这个要求，国民党官员旋即全部被派到了南方。
中ณ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卫的准备在紧张地进行，具体讲来也有以下事例：市制ๆ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成，中国财政的巩固，银元在向政府手里集中并运往国外作为中国的储备金；全国巨大的网状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联接起来；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间进行的。工人们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劳作，1936年该铁路全线通车；陇海ร线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车，一条连接杭州与江西南昌的铁ກ路，穿山越岭在一年半之内建成通车，乍浦、海ร州、南京防御工事的加强，新建空军的迅猛发展；从19๗36年开始，大中学生要在军营接受3个月的军训；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护工作的进行；体育馆、体操房、图书馆、博物馆的修建和一个耗资70่000่00่元修建在江湾的码头，战争爆发前刚ธ刚竣工，在杭州的钱塘江上修建了双层钢๐桥，恰好在战争爆发前竣工，之后又被毁坏；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恢复计划，特别是在江西；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强制实行保甲制度……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决心与日寇决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后胜利ำ。
显而易见，这个ฐ古老大国芸芸众生的惰性是惊人的，只有遭到เ外界的一连串打击之后，他们才会有点进步。说句公道话，总的来说，中国并非主动选择发展为一个现代民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19๗00年对北京的洗劫，迫使那些极端保守的人们让位，使人们认识到เ必须进行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于是最终导致了1้911年满清王朝的覆灭。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上，中国被自己้的同盟国出卖。这直接导致了学生运动，并且标志着年青的中国开始直接参与国际事务，运动还使中国国民党政府产生了新的活力，促使了南京政府的成立。紧接着的是国联的背叛，这件事发生在19๗32年满洲事件中。这进一步迫使中国人认识到最终必须ี依靠自己。正是自19๗32年起，中国人才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准备进行民族自卫。并且还由于日本在1้932～1้937年的一连串骚扰，由于日本一步步地蚕食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中ณ国人才受到警告，自己已经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于是他们的愤懑达到了顶ะ点，最终产生了奋起抵抗的决心。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普遍和深入的抗战决心，都产生于1้932年以后的那些年代，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这些年月充满了痛苦的愤懑和使人烦恼的幻灭；这也正是笔者当时写作本书时的情绪。这些年月里，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最终走上了成为统一的现代国家之路，而日本却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这些年月里，即使是曾经只身维护1้933年的塘沽协定的和平主义者胡适，也变成了抵抗主义者；这些年月里，中ณ国共产党也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以抗日为唯一的条件，与南京政府联合起来了。1936年冬天的西安事变，是这些岁月的顶ะ峰。最后，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ณ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汽，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ฐ现代中国诞生了。
然而，中ณ国之进入世界ศ大家庭，并非像一个新า发现的亲戚那样去兴高采烈地访问，也不是一种进入和平、繁荣、幸福的“乌托邦”的浪漫冒险，而是一个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闹哭叫的强盗兄弟之中。在家门口，他受到了剑拔鸳张的欢迎。他必须ี通过这道门，以获得一席尊重与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เ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这个浪子这时犯了犹豫，手无寸铁，脸色铁青，后悔自己曾经有过回来的念头，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连于烟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极度饥荒的土地上，用猪吃的谷糠填饱自己้的肚皮，如果他这样想，谁能责备他呢？他认为留连于烟花巷里，也许要比家宴上为ฦ一只肥嫩的牛犊争来斗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鼓起勇气参加战斗，成为一个斗士。唯有这个途径，他才能赢得他强盗兄弟们的尊敬。更糟的是，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争来的一席之地，回头的浪ฐ子不得不继续武装自己。他坐在放着肥嫩牛犊的餐桌前，一手拿着叉子，一手紧ู握匕首。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进餐，舍此别无他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谈论中国在这个激烈争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现。
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见解：
李笠翁在对花草树木及其欣赏艺术作了认真细致而充满人情味的研究之后，对柳树作了如下论述：
中国书法作为中国美学的基础，其中的全部含义将在研究中国绘画和建筑时进一步看到。在中国绘画ฑ的线条和构恩上，在中国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我们将可以分辨出那ว些从中国书法发展起来的原则。正是这些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绘画ฑ、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
运动的动态原理生发出一种结构原理，这是理解中ณ国书法的要旨。单纯的平衡匀称之美，绝不是美的最高形式。中国书法的原则之一，即方块字绝不应该是真正的方แ块，而应是一面高一面低，两个对称部分的大小和位置也不应该绝对相同。这条原则叫作“势”，代表着一种冲力的美，结果，在这种艺术的范型中ณ，我们有了不少看似不平衡，实际却十分平衡的结构形态。这种冲力之美与纯静态之美的区别ี，有如一个人站立或静坐之ใ图景，与挥舞高尔夫球棒或把足球猛一脚踢上天时的图景的区别。又如一位女士把头往后一仰的照片，要比她正视前方แ的照片动态感更强。所以中国字笔画起端总是侧向一方，这比平平地划过去要艺术得多。这种结构的范例可见于《张猛龙碑》，其中字体似有倒塌之势，却又能ม很好地保持平衡。这种书体的现代范式可见于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字，他个人有今日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己高级书法家的名望。
《红楼梦》的起首与收场，代表了这种对待小说的典型态度。有个道人发现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一个故事。这块巨石是女娲补天时仅剩的一块。蜗皇氏当时只用了36๔5๓00块巨เ石去补天上那个由“奥林匹亚”巨人恶战所造成的大洞。此石高12๐丈，宽24丈。道人将这个故事从石头上抄了下来，后来，故事到了曹雪芹手中ณ。他修改了10年，五易其稿，分出章回，并题一首五言绝句：
小说
这种文字灾难只可能发生在一个笃信错误的文字标准的国家，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小学作文教学法所带来的恶果。一个ฐ现代的中国人，目睹这种文学暴行的出现，他只能做以下的两件事情中的一件。其一，他可以采取传统的文学态度，仅仅把它视为纯正的文章，不见得非要与应该叙述的事实有什么关联，然后品味其中的言外之ใ意。否则，其二，他就必须ี要求文字与思想更为接近，要求一个ฐ新的文学标准，用一种更能表现人们的生活与思想的语言来写作。换言之，他必须把这拖沓冗长的表达方式的泛滥，更多地看作一种源于文学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恶行。但他也必须相信，只有剔除这种文学上的恶行，才能清除掉政治上的恶行。
以下是中国人善用文学技巧的一些例子。当某省政府准备实行鸦片公开销售政策时，他们发明了一个聪明的四字诀作为口号：“寓禁于税”。只有这条标语才能将此项政策推行下去，任何其他口号都不能代替，上海战争之ใ后，中国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1้，美其名曰：“长期抗战”。在四川ษ，一些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竟聪明到想出要征收“懒税”来惩罚那些懒得不想种鸦片的农民。前不久，四川ษ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税，称为“友好税”，换言之，现在的田赋已经30倍于正常值，要在此之上再附加一项ำ，以使老百姓与士兵之间变得友好，让老百姓把钱付给士兵，使士兵不再自己外出抢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私下经常笑话那些洋鬼子“头脑简单”的原因。
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大多的私人。其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这与道德无关，罪恶在制度。如果一个ฐ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ว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对贪婪腐败的官吏没有惩旬，那么เ，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腐败是对人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韩非子对他的国家那些弊端的描述与当今中国的现状何其相似乃ี尔。那些地方官员及老百姓的性格特点与现代人如此相仿，我们在谈他的著作时，很容易就忘记他并不是在描述现代的中国。他把当时官府的腐败和人民的漠然归咎于法律保护的缺乏็及制度的不完善。他没有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直截了当地认为政治体制有问题，人民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他说所有麻烦的产生都是由á于缺乏“公开的和公平的法律”。他痛恨那些儒生们，把他们称作一群喋喋不休的傻瓜。这个ฐ称呼也适合于今天我们那么多“穿长袍的爱国者们”。他说那时官吏的腐败是受到เ鼓励的，因为没有刑罚。他说，“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垂，事败则ท以富退处。”这些话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大部分在大连或上海租界里居住的那些有闲阶级的成员们。他说，正因为缺乏制ๆ度，人们的升迁要靠他与某党派的关系，于是，他们的精力要放在社ุ会应酬之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上。这些话放在今天是否也是真理，只有当官的以及当官的候选人，才最明白。
从温和一些的观点看，裙带关系并不比其他各种形式的徇私偏袒更坏。一位部长不仅要把自己的侄子外甥安插在部ຖ里，还要将部ຖ里其他高级官员的侄子外甥安插进来。还有一些官员地位确实高一些，并且给他写了推荐信。除了那些挂名职务及“顾问职务”之外，还能将他们放在哪里呢？经济压力及膨胀的人口的压力是如此之大，有如此多的受过教育的人能写文章却不会修理汽化器或组装收音机，以至每当一个新า的公共机构的建立，或新官吏任职，头头们总会收到成百上干封推荐信。于是很自然，这种慈善与宽厚就从家庭开始了。因为家庭制度应该被中国人看作是中国人与失业斗争的传统保险制度。每个家庭都要照管自己家里的失业者，供给他们吃喝，之后的第二步就应该帮他寻觅一份差事。这种方法比慈善事业要好一些，因为它教给了那些不太幸运的人以一种独立感，获得这种帮助的家庭成员也会转而帮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再者，那位掠夺了国家资财以肥自己的部长，他或许是为这一代，或许在为下面的三代、四代人聚集了50่万或1000多万美元。他只不过是想光宗耀祖，做一个体面的家庭成员。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对公众可能是罪恶，然而对家庭总是美德。因为所有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不错的“好”人，所以正如辜鸿铭所说，在汉语语法中，最常见的动词变化形式是“敲诈”的几种形式：“我敲诈，你敲诈，他敲诈，我们敲诈，你们敲诈，他们敲诈”1这是一个ฐ规范变化动词，没有任何特殊变化。
裙带、腐败和礼俗
即使是在自己的深闺中ณ，姑娘们通常也清楚镇上同一阶层所有未婚青年的状况，并暗中表达了自己的赞许或反对的感情。如果由于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她曾欣赏过的年轻人之一，尽管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她的心情就再也不能平静了，以前那种自豪感消失了。接着是秘密的偷情阶段。尽管暴露自己可能意味着羞耻，有时还可能导致自杀；尽管自己完全意识到这样做是在藐视所有道德行为的规范，藐视社会的非难，她自己还是要与她的男青年相见。爱情总是能找到自己้的路。
人们可能会问，既然中ณ国妇女被幽禁，那末浪漫与求婚怎么还有实现的可能呢？或者说，传统习惯对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然恋爱有多大影响呢？青春、浪漫、爱情，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由于社会传统的不同引起的心理反映。将妇女幽禁起来，灌输以传统的道德教育，并不能扼制她们的爱情。恋爱的一般内容与其他表象可能会被改变，因为恋爱尽管是一种自然迸发，压倒一切的感情，它仍可能变成人们心中一个ฐ微小的呼声。文明可以改变爱情的方式，却永远不能扼杀爱情。爱情客观存在，只不过由于偶然的社会文化前景而引起的趋向与表现不同罢了。爱情透过珠帘窥探，它的气息充满了百花园，它揪着年轻女子的心。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情人，也不清楚那折磨她的是什么东西。也许她并没有对某一个特别ี的人感兴趣，但她喜欢男人，喜欢男人就是喜欢生活。这就使她的刺绣显得更加精巧，她想象自己在与彩虹般的刺绣相爱。这彩虹正象征着生活，它是那么美丽而漂亮。她很可能ม是为什么人正在枕头上绣着一对鸳鸯。鸳鸯总是一雄一雌，总是在一起行动，一起游泳，一起筑巢。如果她那ว想象的翅膀越飞越远，她可能ม完全忘却自己，因而绣错了地方。她再绣，再错。她使劲地抽那丝线。用劲稍微大些，线断了。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感到เ很恼火。她掉在情海里了。
佛教
这种努力首先在淮南子的著作中体现出来。他将哲学与鬼神的奇境和种种神话传说结合了起来。阴阳二元说早ຉ在战国时期就很流行。道家由此出发，很快又把古代山东野蛮人的神话包括进自己的学说中去。据称这些野蛮人曾梦见远海有仙境。秦始皇曾经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这种幻想后来变得越发不可抗拒。从那时起到现在，道教在中国人民心中一直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唐朝，道教曾经长期被视为国教，叫作“玄教”，因为唐王朝统治者与老子同姓李。在魏晋，道教如此时髦以至完全置儒教于从属地位。道家的风格经过汉未文人的改造，也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浪漫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与反对儒家礼教的思想结合起来。一位有名的诗人曾把儒生走在仁义的窄路上比作臭虫爬行在人的裤缝上。人的天性容不得儒家的节制和礼仪。
唐代的大儒韩愈继承了这种天真幼稚的态度。他被贬官发配到เ汕头附近做太守。他所在的地区被鳄鱼侵犯，人民饱受其苦。于是他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祭鳄鱼文》。鳄鱼们对他的讲话风格似乎ๆ非常欣赏——韩愈是中ณ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因而，它们随后就撤离此地了。这是韩愈自己陈述的事实。韩愈真的相信自己的祭文有如此之ใ大的作用吗？这样的问题不会有任何答案。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对事情完全的误解，因为韩愈的答案很可能是：我怎么知道真有其事；但是你又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呢？这是一种不可知论，公开承认我们的脑力是不可能解决此类问题的，随即放弃这种努力。韩愈是极有胆识的人，且不迷信。他写了有名的谏书，劝皇上不要派遣使臣去印度取回“佛骨”。我相信他在撰写那ว篇祭文时也一定暗自觉得好笑。当然，中ณ国有胆识的人中ณ也不乏那些更推崇理性主ว义的人。比如下一世纪的司马温公，曾对佛教的地狱说提出疑义。他问道，为ฦ什么เ中国人在佛教传入之前，做梦都没有见到เ过地狱，然而，这种唯理主义并非典型的中国人心灵。
『1马修·阿诺德，英国诗人及批评家。』
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๐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这种天才的奥秘。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ณ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ณ藻存交横，盖竹柏影也。
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作为一个ฐ民族，通过时文明的一种本能的怀疑与坚守原始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退化。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文明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与西方แ文明有相当差别的文明，喜欢尚古主义，并不大愿意向它说再见。这当然不是一种能保证人民和平，不受断断续续的流血与动乱之ใ苦的文明，不是一种能避免战争、饥荒与水灾的文明。
从颜之推、范仲淹、朱熹的家训，我们都可以看到เ这种执著的勤奋俭朴的家庭理想。这种理想也是被认为ฦ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遗产。家族制度已经多多少少交织在田à园生活的模式之中，二者无法分离开来。“淳朴”这个词对希腊ຘ人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人也是如此。似乎人们既知道文明的好处，也知道文明的危险。人类知道享受人生的乐趣，但同时也清楚这种乐趣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害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宁可享受简单一些却能持久的乐趣。根据中ณ国人的观点，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减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于是，“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人当取清淡之ใ福”，正如明末一位学者所云。这一点，中国人从内心表示赞同。因为人类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朴归真是最切实的保证。事实必定如此，中国人从本能上就知道这一点。他们要求家族延续，从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续。
中国人有时奇怪，为什么中国只吸引了一些水手和冒险家来。为ฦ了回答这个ฐ问题，我们需要读读h。b。摩斯1的著作，检查一下自古到今上述水手们的传统是如何继承下来的，分析一下早ຉ期葡萄牙水手和现代的老中ณ国通们在世界ศ观上存在什么相似之处，他们的兴趣，他们选择细节的自然过程。是什么เ样的客观条件促使他们漂洋过海，踏土地球的这个ฐ角落，是什么动机使他们过去直到现在还在陆续地到这个未开化的地方来呢？是黄金和投机冒险，黄金和冒险首先使哥伦布这个最大的航海冒险家去寻找一条到达中ณ国的路。
『3罗德尼·吉尔伯特，美国新闻记者，著有几种有关中ณ国的著作。』
误读之ใ四，认为林语堂先生在描述中国人的这些性格时“以偏盖全”。事实上对于那些敢作敢为、品格高尚的中国人，林语堂也不无溢美之辞。他们中有邵飘萍和林白水，两人均因抨击那ว些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北洋军阀而惨遭杀害。邵飘萍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中共早ຉ期秘密党员，当时的《京报》社长。受林语堂称赞的还有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尤其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里，林语堂盛赞他们，认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ณ出于国家与民族之大义，不计蒋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将其释放，实在是宽宏大量之ใ至。另外，林语堂还在书中多次称赞“生机勃勃的共产主ว义青年”，以及充满爱国热情，一心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目前台湾流行的译本，没有这一章。因此，说林语堂在分析中ณ国人的性格时没有考虑到这批人的存在，是不客观的。
误读之五，认为林语堂用大量篇幅描绘中国人民的劣根性。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之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这其实也不确切。关于中国落后的根源，林语堂似乎并未明确指出过，但他确实提到“忍耐”是由于社会不重视个人价值，“消极避世”是由于民权。没有宪法保障。在“仁政”一节中，林语堂对比了韩非子的法治与儒家的“仁政”，认为中国之患在于缺乏法律制度，民权得不到保障，贪官污吏得不到惩处。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更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林语堂的头脑还不至于简单到只抨击一下“民族的劣根性”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程度。至于说林语堂分析中国人性格上的某些弱点，进而为帝国主义侵略找借口，则ท更有失偏颇，落后就要挨打，落后是内因，我们有必要分析内因。事实上，在“中ณ日战争之我见”这一章里，林语堂先生用大量篇幅义愤填膺地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误读之六，实际上是一个总结，认为ฦ林语堂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ว义立场。鲁迅在《与斯诺谈话》中说：“即便是林语堂，也不能划归为资产阶级作家，他更多地是属于旧式经院派的文学传统，而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前者产生于封建主义的背景之下，而后者实际上是他冷嘲热讽的对象。”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今天终于注意到鲁迅先生这段话、终于可以平心论林语堂，分析他的“一捆矛盾”。
半个多世纪以来，“吾国”与“吾民”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彻底改变，然而敢作敢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