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ณ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中国的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是大约在2๐5๓～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ฦ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เ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文化的稳定性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ณ国人这个抽象概ฐ念几乎消เ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แ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แ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ๆ异。一方แ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ณ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แ割据王国，他们也为ฦ描写中ณ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2语出自美国诗人、小品文作家爱默生的一句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解。』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๗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๗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๗24年后为ฦ《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๐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๐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๑5๓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ฦ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๗44๒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๗4๒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๗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๔6年定居台湾。1้9๗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๗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๕6年在香港逝世。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า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在文学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对乡村生活和乐天派的赞美，在所有的诗歌和私人书信中ณ都能找到这种情绪。我随意翻阅了一些明代学者的书信集，看到陆深写给友人的信，其中ณ写道：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寇服，待旦ຆ夕间命下，便作山中ณ无事老人矣！〗
这种情绪，被现代中国文人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中也能ม找到幸福。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ฦ诸神明显地对此感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进步的领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种幸福，他们像功利主义แ那ว样，对幸福总比进步更感兴趣。
罗素า夫人曾经明智地指出，“谋求幸福的权利ำ”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被西方แ人士所忘怀，并置于兴趣之外的权利，他们总是专注于那些次一等的权利，比如选举、通过皇家费用预算、宣战和彼捕后接受审判的权利。中ณ国人从没想到过被捕后接受审判是一种权利，但他们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谋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贫穷还是失宠都无法把这个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西方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大儒主义แ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ฐ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因此，第欧根尼的故事尽管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感到某种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ฦ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ฦ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大部ຖ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欧根尼的苦行主ว义แ，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精采的戏文或电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精神。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แ法。与第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