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中国民族性的看法，仍不外以上所说的“抵抗而不侵略”的大原则。他的出点，自然是着重于天然环境，即强调他的地理气候之说。更想从古今的历史中寻获翔实的例证，从古先圣哲的著述里，援引充分的理据，打算写成一部巨著。不过这部书终未写成，我所见到的仅是一篇数千字的论文，题为《中ณ国民族性之研究》。在那ว篇文章里，他特别举ะ出由中国民族性所形成的中国主义，约有六大特色：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宗吾满六十岁，表了那篇梯突滑稽的《厚黑教主ว六旬晋一征文启》（见《厚黑教主别传》）。四月，他便由省垣回到自流井故乡去了。我开始读他的几种著作，并冒昧给他写信，就在他回家数月以后的当儿；可是一直到次年春季，才将他从不给生人写信的旧例打破了，竟蒙他回复了我。接着我们来往的信件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由彼此争论，到เ彼此谅解，以至于彼此会晤结为ฦ好友，据他自己说，他晚年的家居生活，除从事于研究著述外，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和我的通信中。他那时正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的问题。
大同世兮，祥麟游兮；
中山先生革命，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当前，应三者同时并进。对日全民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ๆ定宪法，从乡村施行起，是为宪政；乡村议员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乡村的宪政办好了，扩大为ฦ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ฦ国。等到扩大为国时，大约中日战争已告结束，宪政就算完成。将来再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他以为对日抗战，当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是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ๆ裁，是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是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动，才可战胜日本。讲到武力战争，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战斗的精神，一是战斗的经验，一是战斗的器械。前二者，我国俱占优势；唯有器械一项不如日本。因此当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换句话说，就是“斗智不斗力”。必须一面采取持久战，把阵地战和游击战，交互运用；一面必须ี组织“弱联”，宣传中国主义แ，把中ณ国主义，把心理战争、经济战争，同时动起来，才能把日本在国际上的矛盾，本国中的矛盾，完全暴露，相持越久，日本的败着越多。最终就成了垓下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他在《制宪私议》上所说事项ำ，多与国际战争有关系，因为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原是一贯之ใ事，那ว篇文内主ว张：“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每村各设银行，全村粮税若干，责成村长收缴。”这种主张，如果见诸施行，在长期抗战中，即可把各村银行之款，提作战费，而以该村粮税为担保品，于全国有大益，于私人亦无伤。
一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他以为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ว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ຓ，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合伙做一个皇帝，现在就要研究这每块皇帝ຓ权如何行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