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列国纷争之际，弱国唯一的办法是联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已๐经成了历史上的铁则。像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苏秦，楚汉时的张良郦食其，三国时的诸葛孔明，都是这种主张。齐桓公汉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国联合，最终为秦所灭，是失败了的；吴蜀二国最终为魏方แ的司马氏所灭，也是失败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凡联盟集团中，有负责的领就成功，无负责的领就失败。”齐桓公和汉高祖，是集团中ณ负责的领ๆ，战争的责任，一肩担起，对敌人作正面的攻击，其余联盟的人从旁协助，故能成功。至若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则地位平等，没有负责的领，所以有“连鸡不能俱栖”之说。吴、蜀二国亦然。蛇无头而不行，致遭敌方各个ฐ击破。现在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领，等于齐桓公汉高祖一般。战争的责任由我们一肩担起，对日本为ฦ正面的攻击，其他联盟者，从旁้协助，是为有头之蛇，日本不败何待？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为推行中ณ山主义的总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列强国中被压迫的劳工集合在一根战线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一）把全世界ศ弱小民族提高来，与列强平等；（二）把列强国中的资本家降下去，与他本国中的人民平等。所谓与本国中人民平等者，即《制宪私议》中ณ所说致富的机会相等，不是那种平头的平等。我们把宪法公布出来，使日本人知道我们是对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作战，不是对日本的平民和劳工作战，中日战争才容易解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了中山主义的好处，自然会跟着我们的主义แ走来，至少也可同情我们。我们这部宪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适用的宪法。把宪法制好了，悬出一定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标作战，使一战之后永久和平，人类相互间不致再生战事，这部宪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战预定的和约。像这样的作战，才算是有计划、有主义。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强国中ณ的劳工一齐奔集在帝国主ว义的旗帜之下，互相厮杀，真不知所为何事！所以我国此时，应将所谓对日抗战啦，宣传中山主义แ啦，制ๆ定宪法啦，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啦，四者同时并进，合一炉而冶之，才是正当办法。
有人问：我们可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难道日本不能组织强国联盟，与德、意联盟；且或进而与其他列强联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压迫吗？他说：日本想是这样想，其他强国，也未尝不这样想；但是这种联盟，即使组织起来，也断难持久ื。何以故呢？列强联盟，恰犯了当时六国联盟“连鸡不能俱栖”之弊。兼之列强与列强有矛盾，列强与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联”方面，以我国为领，只要坚持到底，抗战到底，他们那个联盟自然会破裂。为列强计，反是与弱小民族联合，还少些矛盾，而于他们有种种利益。我们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国对强国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弱小民族对侵略๓的国家抗战，其他强国牵入旋๙涡，而居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截然不同的地方。这种趋势，英、美诸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卢沟桥战事生，他们很想从中调停，就是生怕牵入旋๙涡之故；然而大势所趋，他们欲不入旋涡而不能。何以故呢？请问日本能自动退出东北四省吗？既不退出，请问我国能甘心、战争能幸免吗？战争既不能免，他们能ม逃出旋涡吗？他们倒是眼光放远点，与我们的“弱联”，取一致行动，和平的曙光，或可早点出现。
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๐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二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二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领ๆ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ว义则ท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ຖ胎于第一次大战中早已๐种下。第一次大战，英法诸国倡言主ว张公道，打倒德国的强权，许给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战；威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原则，主ว张民族自决；弱小民族信以为真，一致奋力，把德国打倒了，哪知“巴黎和会”列强食言，不惟所许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许多压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骗了。如果第二次大战生，要想弱小民族再来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会反戈ຖ相向，故英法诸国提心吊胆地恐怕大战生。日本窥破此点，“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阴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亚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也只好诸多迁就，避免大战生。正义既不能伸张，于是讲强权者遂愈无忌惮。英、法诸国所主张的集体安全制，等于满载而归的强盗劝导初次出马的强盗放下刀杖、充当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国对于英法等国诸多不满，主张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说，第二次大战的祸胎是第一次大战种下来的，是英法诸国自身有惭德生出来的。因此，若要主张公道的话，从英法诸国口中说出，就要受法西斯国家的指责；即使勉强说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必须从中国口中说出，才能理直气壮，才足以召号世界ศ。
于此当先定出一条法令曰：“银行由á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应用。至银行月息多少，视随时情况而定。如假定存入为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
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要看到เ五百年以后，断ษ不能为数十年计，或一二百年计。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缺乏此种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由资本主义แ的盛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许不至倡出那种说法。孔子《礼运》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ท从小康做起，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样绘出，一步一步地建筑，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现，其学说的价值不惟不因之而损，反愈见其伟大。他悬出一种目标数千年俱走不到，于是数千年以后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行了数十年，百十年，即无路可走，处处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国此次制ๆ宪，须有远大的计划ฐ，即使中ณ间有几部分一时不能实行；但既ຂ垂为宪法，定出了目标，大家望着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乱，才不至彼此相碰。
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误点，也与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的状况，律之人类社会，故其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的错误，特在满洲及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与原始人类状况，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的互竞说，他能ม注意到เ人类，算是比达尔文较胜一筹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克鲁泡特金以文明人的资格，去考察原始人的社会状况，故所得的结论不能没有流弊。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ຖ分来看，他主张“互助说”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แ”就错了。
一同是一个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减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ฦ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á竞争等说，以利己为ฦ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基础不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ศ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要有第二次世界ศ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将来算总账，还不知要流多少血！
麟兮麟兮，永无忧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