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吾到了八岁才开始入塾读书。这时，因为父母的勤劳作，又加几位哥哥的帮助，家道已渐见宽裕，故他自幼即未做过农田à的工ื作。只有放学归来时，叫他抱草喂牛，牵牛饮水；种胡豆时，叫他停学在家，到田里撒种；或有时叫他牵牛到邻近佃户家帮助碾碾米罢了。笨重的工作，他是没有做过的。在他入塾以前，他已识字不少，因他父亲常常把自己所喜欢的三本书拿来教他。他天资颇高，一教便会，所以到เ正式入塾时，他已๐把父亲终身爱读的三本书读完了。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兼种小菜出售；暇时，则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质，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见狡猾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即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棍，往守菜圃。菜圃临ภ近大路，贼人偷得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十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ภ，便命他的妻子去拔萝卜做汤；并切切嘱她道：“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待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可拔来。”他的妻子找遍圃中，不得一枚，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熟，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在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ม公平普遍啊！”这事过了不久，即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言“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一九二〇年竟被贼人毁坏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劳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道，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而食呢？宗吾幼时，听到เ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ใ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老子之学，内圣外王，其修之于内也，则曰：“致虚静，万物并用，吾以观其复。”其推之于外也，则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ถ，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与老子之旨ຈ正同，此中国学说之特色也。佛学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术，生冲突，程明道就用孔门的正心诚意，与佛学的明心见性，打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又生冲突，我们当用孔门的修齐治平，打通为一。西人把个ฐ人也，国家也，社会也，看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而三种主义，遂互相冲突。孔门则身也，家也，国也，天下也，一以贯之，于三者之ใ中ณ，添一个ฐ“家”字，老子更添一“乡”字，毫不冲突，此中国主义แ之ใ所以为大同主义也。中印学术，早已融合，现在只做融合中西学术之工作就是了。此种工ื作，一经完成，则世界ศ学说，汇归于一，学术一致，行为ฦ即一致，人世之纷争可免，大同之政治可期。这种责任，应由中国人出来担任，西洋人和印度人是不能担负的，何也?西印两方人士，对于中国学术，素乏็深切之研究，而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了数千年。对于印度学术研究了两千年，甲午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尽量地研究西洋学术，已四十五年，所以融合中西印三方แ学术的工作，应该中国人出来担负，是在我国学者，顺应此种之趋势，努力为ฦ之ใ而已。
孔子的学说，最为圆满，但对于当时，不甚切要。所以身死数十年后，他在学术上的地盘，会被杨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全行变为杨墨之ใ徒，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杨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杨墨，恢复孔教。”
我国周秦之间，学说纷繁，佛学虽是印度学说，但传入中国已久，业已中国化，就我个人的意见，与它定一个等级，名曰“圣哲等级表”。一佛氏，二庄子，三老子，四孔子，五告子，六孟子，七荀子，八韩非，九杨朱，十墨翟。
宋儒于孔门这种旨趣，都是识得的，他们的作品，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之类，处处可以见得，王阳明“致良知”，即是此心与宇宙融合，心中之理，即是事物上之理，遇有事来，只消เ返问吾心，推行出来，自无不合，所以我们读孔孟老庄及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读斯ั密士、达尔文、尼采诸人之ใ书，满腔是杀机。
斯密士今译亚当·斯密倡自由á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ฦ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寻不出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学说，只有庄子上的盗跖zhi，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ณ国人深恶痛绝的。孟子曰：“鸡鸣而起，孜孜为ฦ利者，跖之徒也。”自由竞争，强权竞争，正所谓孜孜为利，这就是中西文化有差ๆ异的地方。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ใ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两庑9u豚肩，连朱竹坨都不想吃，本来是值不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一部廿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账，地方之高尚者，莫如圣庙；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尚复何说?
宋儒读了昌黎这段文字，见历代传授，犹如传国玺一般，尧舜禹直接传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则隔数百年，都可传授，心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经过许久，果然被他寻出来了，在《论语》上寻出“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伪古文《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尧传舜，舜传禹，有了实据，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西，究禹汤文武周公，所谓授文者安在?又中间相隔数百年，何以能够传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独传开国之君，平民中并无一人能得其传?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加研究。
五代时，中ณ原战争五十多年，四川内政报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学，《十国春秋》说王建“雅好儒臣，礼遇有加”，又说王衍“童年即能ม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国春秋》说孟昶“劝善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又曰：“后主ว指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า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这是孟昶亡国之后，敌国史臣的议论，当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大书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ฦ，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cນhi州ะ县文中选出来，颁行天下的见《容斋续笔·戒石铭条》，昶之ใ盛饬吏治，已可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