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ษ，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些《三国演义แ》、《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ณ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ณ，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ภ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最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๕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逸，逸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入后当加以证明。
宇宙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是不会冲突的，如有互相冲突之说，必有一说不彻底，或二说俱不彻底。冲突愈甚，研究愈深，自然就把本源寻出，而二者就融合为ฦ一。故冲突者，融合之预兆也。譬如数个ฐ泥丸放至盘中，不相接触，则ท永久不生冲突，永久ื是个ฐ个ฐ独立，取之挤之捏之ใ，即可合为ฦ一个大泥丸。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术，从前是个独立，不相接触。自佛法西来，与中国固有学术生冲突，此所谓挤之捏之也，而程明道之ใ学说，遂应运而生。欧化东渐，与中国固有学术又生冲突，此亦所谓挤之捏之也。就天然趋势观之，又必有一种新学说应运而生，将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为一。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杨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稍微地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杨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杨墨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ม吃孔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曰：“法行则知恩。”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地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yong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改之，挥之，所有“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ใ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ณ最盛者，厥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至失传，近始有人出而提倡之。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印度学说，传至中国，越中国化者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者，越不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用印度文化方法，使斯密士、达尔文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ใ有炮制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แ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斯密士达个性不错，错在因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ำ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ๆ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是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的采用，中ณ西文化，自然融合。今之ใ采用两法者，有许多事项，律以老子之道，则ท为ฦ违反自然之趋势，律以孔子之ใ道，则为返诸吾心而不安，及至行之不通，处处荆棘，乃哓xiao哓然号于人曰：“中西文化冲突，此老子之过也，此孔子之ใ过也。”天乎冤哉!
印度人向后走，在精神上求安慰；西洋人向前走，在物质上求安慰。印度人向后走，而越来越远，与人世脱离关系，他的国家就被人夺去了。西洋人向前走，路上遇有障碍物，即直冲过去，闹得非大战不可，印度和西洋，两种途径，流弊俱大，惟中ณ国则不然。孟子曰：“养生丧ç死无憾ย，王道之始也。”又曰：“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对于物质，只求是以维持生活而止，并不在物质上求安慰，因为世界上物质有限，要求过度，人与人就生冲突，故转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精神在吾身中，人与人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印度人求精神之安慰，要到彼岸，脱离这个ฐ世界，中国人求精神上之安慰，不脱离这个世界ศ。我国学说，折中于印度西洋之ใ间，将来印度和西洋，非一齐走入我国这条路，世界不得太平。
西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人培养身，中国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这就是根本上差异的地方。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เ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ใ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却尊之曰先儒，岂非滑稽之ใ至吗?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入孔庙，借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提出来，上配《论语》。又从《礼记》中ณ，提出《大学》、《中ณ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ษ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