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文化人排除了自己与昆曲之ใ间的心理障碍，不仅理直气壮地观赏、创作，甚至有的人还亲自扮演，粉墨登场，久而久之，昆曲就成为ฦ他们直抒胸臆的最佳方แ式，他们的生命与昆曲之间沟通得十分畅达，因此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文化感悟传递给了昆曲。总的说来，昆曲与元杂剧相比，创作者的主ว体人格传达得更加透彻和诚恳了。尽管也有不少令人厌烦的封建道学之作，但就其最杰出的一些代表作而言则再鲜明不过地折射当时中国上层知识界ศ的集体文化心理。《清忠谱》所表现的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长生殿》所表现的沧桑感和对已逝情爱的幽怨缅怀，《桃花扇》所表现的兴亡感与宗教灭寂感，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ล亭》从人本立场出发对至情、生死的试炼和感叹，都是上层知识界内心的真诚吐露，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完全可以看作是中ณ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几根支柱。这几部传奇作品与《红楼梦》等几部加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两代一切文化良知都很难逃逸在外的精神感应圈。直到今天，我们若要领略那个时期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韵，这几部作品仍是极具典型意义的课本。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元杂剧还是花部诸腔都无法与之ใ相比。元杂剧当然也具有足够的精神强度，关汉卿式的强烈和王实甫式的艳丽都可以传之千古，本人曾在拙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论证，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整体性的烦闷和愤怒，第二主ว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并由这两大主调伸发出真正的悲剧美和喜剧美；但不能否认，这种情绪吐露还还不是对主体精神领域的系统开掘，在深度上还是比不上《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至于花部诸腔，以生气勃勃的艺术面貌取代日渐疲惫的昆曲自有天然合理性，但在剧作精神上大多浅陋得多，除了鲜明的道德观念，因果报应期待和某些反叛意识外就没有太多更深入的内涵了。跻身在花部的热闹中，《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的意蕴和感慨很可能显得过于执着、凝重而“落伍”了，但“落伍”也保持着自身的高度。
元代剧坛也有家庭戏班的概念，那主ว要是指以一个家庭的成员为演员班底的营利性流浪ฐ剧团；我们这里所说的明万历以后的家庭戏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指士大夫家庭中置备优伶以供自娱和待客的戏班，主要演唱昆曲。这种家庭戏班，从万历到明末，在上层社ุ会中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几乎成为一种习俗，一种生活等级的标志。尽管家庭戏班没有留แ下太多详细的资料é，只有当时人不经意地在某些诗文笔记中约略提及，研究者仍然从中发现一大批著名的家庭戏班，至少随手举出数十个是不困难的。
王国维先生把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心定在昆曲产生之ใ前，由于他的崇高学术声望，这种研究格局一直对后代产生着影响。
昆曲曾经让中华民族痴迷了两个多世纪。大致说来，整个十七世纪和整个ฐ十八世纪，也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干嘉之交，基本上属于昆曲世纪。不仅中国戏剧史上没有其它一个剧ຕ种能与之ใ比肩，而且即使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也很难找到更多这样的现象。唐诗、书法虽然兴盛也不会出现万众欢腾的场面，但昆曲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无论是研究中ณ国艺术史的学者还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都应该对它投注更多的精力。
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ฐ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第一次到เ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แ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