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社ุ会阶层”是“新า的”社会阶层，不是“新社会”阶层，每次别人问我，我都要费劲解释半天，为什么不加一个“的”直接叫“新的社会阶层”算了。
当然，是马鞍山郊区的黄山、九华山，不是著名的风景名胜黄山、九华山。但名字却一模一样，并且马鞍山的九华山下有九华生产大队，黄山脚下是黄山人民公社。父亲喜欢登山，受遗传，或者是受熏陶，我也养成了登山的习惯。
“4๖226;14”是当时发生在马鞍山的最大案件。具体地说，就是那ว一年的4月1้4日，刚ธ刚建成的十七冶会堂突然着火，大火冲天，势不可挡，硬是把一个标志性建筑烧毁了。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在马鞍山，在当涂，所以关于这座建筑的宏伟以及燃烧时候的壮观我都没看见，但是听说了，听说马鞍山的十七冶会堂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还说会堂的门口阶梯像南京的中山陵。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我没去过，但中山陵倒是经常去，每次去都数台阶，却总也数不清，只知道门口的台阶分成三层，雄伟壮观。十七冶会堂也是建在一个高坡上，高坡上也是台阶，虽然没有南京中ณ山陵的台阶那么多，但也分成三层，看上去也很雄伟。这么好的一个建筑，一夜之间烧了，确实令人痛心，特别ี是令十七冶的职工痛心，
马鞍山位于长江下游，这里的江水由南向北流淌，所以才有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说。事实上，当年项羽就是在对岸自刎æ的。项羽重情谊，爱马，他留在对岸自刎æ，却差人把屡立战功的宝马渡了过来，战马久等不见主人，竟然不吃不喝，引颈长啸而绝，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马鞍山”
马鞍山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一部ຖ分时间的地方，因此被我称作故乡。可这个故乡的观念并不完整，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出生在当涂ิ，所以我的祖籍是当涂，个人档案里就是这么写的。马鞍山挨着南京，加上母亲是南京人，所以，除非特别ี注意，否则只要我一开口，别人就说：“你是南京人吧？”我难得解释，点头，微笑，算是默认。或者并非“难得解释”而是回复了少年时代的虚荣心，为ฦ自己้是“南京人”暗暗得意。
这是一把旧ງ二胡。但质量不错。红木。提在手上蛮重。顶端雕有龙头。龙头是黄杨木雕琢。可惜已经残缺。
“借的。”父亲说。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好像非常抱歉。
说实话，这不是我想要的“乐่器”我最想要的乐่器是手风琴，其次是小提琴。哪怕是旧的手风琴或旧的小提琴。借的也行。至于钢琴，我不是不喜欢，而是根本不敢想。
尽管如此，我还是表现出欢天喜地的样子。
我的表现不完全是安慰父亲，也确实很喜欢。毕竟，二胡也是乐่器，起码相对于凤凰琴来说是乐器。好过没有。
我开始勤学苦练。几乎到了着魔的程度。我一开始就追求正规。严格按照书本上的提示先练空弦，再拉音阶，最后拉练习曲，并且不断地按照书本对着镜子调整自己的动作和姿势，向一切会拉二胡的人虚心求教。为了不影响旁人，我用一根铅笔做琴码，这样二胡发出的声音就很小，但练习效果却不受影响。另外，我还创น造性地做了一块与琴杆至琴弦之间尺寸一致的练习板，带在身上，随时练习指法。
当我带着二胡来到苗军家，拉了一首《小花股》之后，该苗军和他的母亲震惊了。
“你比他有天赋。”苗军的母亲说。
“他”指的当然是苗军。但我并不同意阿姨的观点。我认为ฦ我只是比苗军刻苦。现在我想，可能是阿姨对苗军的要求与期望比较高吧。
从此之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合奏。为ฦ了不影响邻居，我们都尽量“低调”我用铅笔做二胡的琴码，苗军在小提琴的琴码上夹上几个木质夹子，而阿姨更绝，她必须对钢琴进行“改造”在琴弦上铺一块布。
那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我感觉自己很快乐。感觉自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感觉自己接触到เ了某种最神圣的东西。感觉自己比一般人高贵。我不孤独了。面对那ว些不愿意接近我的同学，我基本上做到了像苗军一样自信、坦然、平和，而不是像史常红那ว样不服气。我更加刻苦地练琴。几乎无时无刻๑不沉浸在音乐当中。我已经会拉很多二胡独奏曲。为了能给我伴奏，阿姨不得不练习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还有当时流行的《喜送公粮》、《金珠妈咪赞》、《台湾人民盼解放》和《红旗渠水绕太行》等等。我感觉音乐几乎ๆ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发觉苗军的家才是我最向往的地方แ。我甚至害羞地想过，如果我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该多好啊！当然，这种想法只是一闪念而已，不会当真，因为我知道这是空想。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也确实像一家人，在他家吃饭是经常的事情，如果不是父亲已๐经调回马鞍山，我离开亲戚家住到苗军家也说不定。如果那ว样，我们不是真的成了一家人了吗？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天，苗军告诉我，他们家要离开马鞍山了。说他父亲从学习班里放出来了，被转业到武汉，所以他和他妈妈也要去武汉。
我非常伤心。伤心地一个ฐ人躲在暗处偷偷地哭。为苗军，也为苗军的母亲。我好像已经离不开他们了。我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最亲密的人。当初我父母离开马鞍山去当涂的时候，我也没有流眼泪。是不是因为ฦ当涂ิ近而武汉远？或者是因为我清楚与父母分别是暂时的，而与苗军和他母亲的分别是永恒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永恒的分别”但至少到เ目前，我再没见过苗军，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有点事业基础之后，立刻离开海南去武汉开了歌舞厅，不断地请武汉当地的音乐่界朋友来做嘉宾演出，下意识里，是不是希望碰见苗军或苗军的母亲？不管是不是，最终的结果是未能如愿。对于苗军，他的最终职业未必是拉小提琴。或许早ຉ已经当了军官，或许从事其他行业，就如我自己，无论是1977年的高考志愿选择，还是现在从事的行业，都与拉二胡不沾边啊。而对于苗军的母亲，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凭“会弹钢琴的阿姨”这点线索，在偌大的武汉，当然打听不到。
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共同度过一段令我终身难忘的美好时光，并且这段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我还实实在在地得到เ过他们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