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เ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ฦ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ฦ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ฦ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ฦ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๑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เ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ะ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ฦ“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ใ事，则ท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ว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ว么เ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ะ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ฦ“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齐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ฦ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ะ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直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晚上行“三献礼”时，照例应讲有关孝道的书，这是四川的风俗。那家的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他把闵子的孝行说完，跟着即说“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云云，这明明是运用太史公《屈贾列ต传》的笔法。宗吾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即目注于他，微作笑容。老师的意思，是说：“此等文法，众学生中，只有你一人才懂ฦ得。”这一件事，他得到的印象最深，老师的形态，他说数十年后，犹宛在目前，这都是精神上给予他的极大鼓励。
宗吾到了八岁才开始入塾读书。这时，因为父母的勤劳作，又加几位哥哥的帮助，家道已渐见宽裕，故他自幼即未做过农田的工作。只有放学归来时，叫他抱草喂牛，牵牛饮水；种胡豆时，叫他停学在家，到田à里撒种；或有时叫他牵牛到邻近佃户家帮助碾碾米罢了。笨重的工作，他是没有做过的。在他入塾以前，他已识字不少，因他父亲常常把自己所喜欢的三本书拿来教他。他天资颇็高，一教便会，所以到正式入塾时，他已๐把父亲终身爱读的三本书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