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社会阶层”是“新的”社ุ会阶层，不是“新社会”阶层，每次别人问我，我都要费劲解释半天，为什么不加一个“的”直接叫“新的社会阶层”算了。
在新班级，我仍然孤独。这次不是因为我是“当涂来的”而是因为我是留级生。留级生和小地方来的享受同等待遇。没人愿意接近我，而且他们也一律不“被接近”好在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同类——苗军。苗军同样不被同学们接近。但苗军的表现和史常红不一样。他面色坦然、平和，丝毫没有忿忿不平的样子，相反，还悠闲自得，仿佛他本来就不愿意和同学们来往，总是独来独往。
“4&ุ#82๐26;๙14”是当时发生在马鞍山的最大案件。具体地说，就是那一年的4月14๒日，刚刚ธ建成的十七冶会堂突然着火，大火冲天，势不可挡，硬是把一个标志性建筑烧毁了。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在马鞍山，在当涂，所以关于这座建筑的宏伟以及燃烧时候的壮观我都没看见，但是听说了，听说马鞍山的十七冶会堂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还说会堂的门口阶梯像南京的中山陵。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我没去过，但中山陵倒是经常去，每次去都数台阶，却总也数不清，只知道门口的台阶分成三层，雄伟壮观。十七冶会堂也是建在一个高坡上，高坡上也是台阶，虽然没有南京中山陵的台阶那么多，但也分成三层，看上去也很雄伟。这么好的一个建筑，一夜之间烧了，确实令人痛心，特别是令十七冶的职工痛心，
对，纵火，一定是阶级敌人纵火。
马鞍山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一部分时间的地方，因此被我称作故乡。可这个ฐ故乡的观念并不完整，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出生在当涂，所以我的祖籍是当涂，个人档案里就是这么เ写的。马鞍山挨着南京，加上母亲是南京人，所以，除非特别注意，否则只要我一开口，别人就说：“你是南京人吧？”我难得解释，点头，微笑，算是默认。或者并非“难得解释”而是回复了少年时代的虚荣心，为自己是“南京人”暗暗得意。
学校的全称是“冶金工业部ຖ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子弟小学”可这一年恰好赶上“戴帽子”小学毕业直接在本校上初中，因此“十七冶小学”变成“十七冶学校”并且落实就近入学，而亲戚家住雨山五区，守着学校门口，所以，我这个非十七冶职工子弟就进入了该所职工子弟学校。
这是一把旧ງ二胡。但质量不错。红木。提在手上蛮重。顶端雕有龙头。龙头是黄杨木雕琢。可惜已经残缺。
“借的。”父亲说。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好像非常抱歉。
说实话，这不是我想要的“乐器”我最想要的乐器是手风琴，其次是小提琴。哪怕是旧的手风琴或旧的小提琴。借的也行。至于钢琴，我不是不喜欢，而是根本不敢想。
尽管如此，我还是表现出欢天喜地的样子。
我的表现不完全是安慰父亲，也确实很喜欢。毕竟，二胡也是乐器，起码相对于凤凰琴来说是乐器。好过没有。
我开始勤学苦练。几乎到了着魔的程度。我一开始就追求正规。严格按照书本上的提示ิ先练空弦，再拉音阶，最后拉练习曲，并且不断地按照书本对着镜子调整自己的动作和姿ู势，向一切会拉二胡的人虚心求教。为了不影响旁人，我用一根铅笔做琴码，这样二胡发出的声音就很小，但练习效果却不受影响。另外，我还创造性地做了一块与琴杆至琴弦之ใ间尺寸一致的练习板，带在身上，随时练习指法。
当我带着二胡来到苗军家，拉了一首《小花股》之后，该苗军和他的母亲震惊了。
“你比他有天赋。”苗军的母亲说。
“他”指的当然是苗军。但我并不同意阿姨ถ的观点。我认为我只是比苗军刻苦。现在我想，可能是阿姨对苗军的要求与期望比较高吧。
从此之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合奏。为了不影响邻居，我们都尽量“低调”我用铅笔做二胡的琴码，苗军在小提琴的琴码上夹上几个木质夹子，而阿姨ถ更绝，她必须ี对钢琴进行“改造”在琴弦上铺一块布。
那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我感觉自己很快乐。感觉自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感觉自己้接触到了某种最神圣的东西。感觉自己比一般人高贵。我不孤独了。面对那ว些不愿意接近我的同学，我基本上做到เ了像苗军一样自信、坦然、平和，而不是像史常红那样不服气。我更加刻苦地练琴。几乎无时无刻不沉浸在音乐่当中。我已经会拉很多二胡独奏曲。为了能ม给我伴奏，阿姨不得不练习刘天华的十首二胡曲，还有当时流行的《喜送公粮》、《金珠妈咪赞》、《台湾人民盼解放》和《红旗渠水绕太行》等等。我感觉音乐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ຖ。我发觉苗军的家才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我甚至害羞地想过，如果我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该多好啊！当然，这种想法只是一闪念而已，不会当真，因为我知道这是空想。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也确实像一家人，在他家吃饭是经常的事情，如果不是父亲已经调回马鞍山，我离开亲戚家住到เ苗军家也说不定。如果那样，我们不是真的成了一家人了吗？
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天，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