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文字的使用使得这种发展成为可能。而且，文字与语音的脱节又加强了文字的单音节性。事实上，口语中的双音节词在文章里是可以用单音节字来表现的，因为字体结构本身已๐经使意义แ十分明确了。于是，我们在口语中需要讲“老虎”，以区别ี于其他超过一打的发音相同的字眼儿，但在书面语中一个ฐ“虎”字也就足够了。文言中的单音节字明显多于口语，因为其背景是阅读而非口头发音。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文字的使用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学语言，称文言，它与口语全然不同，因而也远非凡夫俗子所能掌握。对口头语言的记录自然要随活的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言由于不太受语音变化的影响，在习语和语法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不受到任何口语规则的束缚，并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结构规律和大量的习语，这些都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著作中积累下来。于是书面语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存在，不过多多少少也随着不同文学样式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这些寄生虫们在各地盘根错节，任何新的政权都必须与他们协作共事，通过他们行使职权。他们在自己的圈子中分派了屠宰税、卖淫税与赌博税。从自己投资最多的行当中，他们自然期望得到最大的酬报。实践证明，这种“最大的酬报”对人民是灾难性的。他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你不可能对“最大的”下任何定义。用他们自己的专门知识，他们可以发明新的什么เ税。每个新า官都有一些这样的土豪朋友，与他的衙门有官方的或非官方的联系。这些土豪劣绅可能会来拜访，一边喝茶，一边不免感叹他说：“啊！你想一想，每县至少有1500่0个猪槽，每十个县就有1้5万个猪槽。一个槽收税一块钱，就可以净赚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相当可观啊！”另一口上好的龙井茶又喝下去了。多次这样的感叹与远见的闪光之后，这位官员真正开始学习榨取民脂民膏的艺术了。他从内心里感激这位土豪，同时为自己的无知不觉感到有些惭愧。他在“世道”上逐渐成熟ງ起来了。在猪槽税之ใ后，他又发现了棺材税；之ใ后，又发现了花轿税……
然而，这些学士值得尊敬吗？脑力劳动明显地比体力劳动高级，这种不平等似乎非常自然。人类能够征服动物界是因为人类大脑แ的高度发达。人类智力的发展证实了人类有能力控制动物界。然而，人们当然可以质问，从动物的立场上看，人类是否有权毁掉狮子老虎赖以生存的山林，使野牛失去自己้的大草原。狗可能也会同意人类有这种权利，然而狼却可能表示反对。人类仅仅是用自己更大的狡猾证明自己的权利。中国的学士们也是这样做的。只有他们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他们才知道历史和法律，只有他们才知道怎样就可以通过巧妙地玩弄法律信仰中ณ一个辞藻将一个人置于死地，学问是如此复杂，尊敬有学问的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些人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我们再用森林作比。这些上流阶层是寄生虫，他们有办法毫不费力地爬到最高的树上去。中ณ国所有的榕ษ树都被这样的寄生虫包围着。换句话说，他们能爬到树上，悄悄他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顺便地把一张委任状塞进兜里。更有甚者，他们经常从树那里接受喝干大地乳汁的责任。
中国妇女的小脚不仅使男人赏心悦目，而且很惊奇很微妙地影响了中国妇女站立的仪态与走路的步态。屁股向后甩，就像穿着现代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极端谨慎，身体不停地摇晃，完全是一触即倒的样子。观看一个小脚๐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个走钢丝绳的演员，使你每时每刻都在被她揪着心。缠足实在是中国人感官想象力最精致的创作。
缠足的习惯起于何时是有争议的。实际上这个ฐ问题大可不必去辩论，谈谈它的“演变”也许比谈起源更有用处。缠足的唯一正确的定义是用长长的裹脚布把脚缠起来，从而代替袜子。缠足似乎首先是与南唐后主联系在一起的，那ว是公元10่世纪，宋代之前。杨贵妃是穿袜子的。她的一只袜子在她死后被她的奶妈收藏并展出，当时的门要是每人一百文钱。唐代对妇女的小脚与“弓鞋”的狂热赞赏已๐蔚然成风。“弓鞋”的头部ຖ翘起，就像古罗马军舰高高翘起的船头。这是最初的缠足方式。这种鞋是那些宫廷舞女穿用的。一个个女子翩翩起舞，宫廷的脂粉气与香烟燎绕于锦绣珠帘之间。在这种奢靡的气氛中，自然会产生一个ฐ有创见的人物，为已经很精美的感官刺激再添上一点佐料é，可谓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之举。这个人就是短命的南唐的统治者。他也是一个ฐ很有造诣的诗人。他命一个缠足的舞女在6英尺高的金子做的莲花上轻歌曼舞。金莲花上挂满了宝石、珍珠和金钱。于是这种缠足的凤尚就被固定了下来，人们竟相模仿。那缠着的小脚被委婉地称为“金莲”，或“香莲”，这些词也就因此入诗。这个ฐ“香”字很重要。它意味着中国富豪人家骄奢淫逸的气氛，意味着他们的家里常常散发着阵阵的幽香。人们描述这种幽香的图书卷帙浩繁，令人惊叹。
原始的中ณ国社会制度是母系氏族制。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母权制的某些精神仍一直存在于中ณ国妇女的气质之中。中ณ国妇女从总体上讲比男性稳定，现在即使是在儒家传统控制的家庭中ณ，也有许多是妇女掌权的。母系制在周代就更清楚可见了，当时的家姓都是母姓，男人只有个人的名字，叫“氏”，根据自己的出生地或官职取名。总览《诗经》中所有的民歌，我们看不到任何幽禁妇女的迹象。古代一定是有选择自己配偶的自由的，就像今天广西的土著居民那样。这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选择，但却是自由的选择。《诗经》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2“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ำ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
『1้欧文·巴比特，美国作家，批评家及教育家。』
这种国民的智慧当然也不光限于知识阶层。中国的仆人由于他们的聪慧与对人的体谅与理解，也很受人欢迎，至少可以和欧洲的仆人相媲美。中国商人在马来亚、东印度、菲律宾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们比当地居民有着更多的智慧，由这种智慧所生发出来的各种品性，比如节俭、勤奋、远见卓识等等，对学者的尊重甚至使中下层阶级也产生了一种崇尚精致完美的心理。这一点，外国人很少考虑得到เ，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有的甚至用洋泾英语对中国商店的店员讲话，从而使这些中国人大为恼火。这些外国人并不知道，许多店员对一个分裂不定式之ใ类细微的语法问题都是颇为讲究的。中国的劳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培养成技术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细的素质的。人们在贫民窟、工厂区等地方很少能看到เ西方相同阶层的那样高大、健壮的动物，宽颌、低额、力大如牛。人们在这里看到เ的是另一类型的人。他们有智慧的目光，愉悦的容貌，极有理智的性格。也许中国人智慧的稳定性绝对高于西方许多种族。同样的稳定性也表现在妇女的智力中，她们比男ç子更稳定。
不过，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其他方แ面也有体现，不光是胆怯这一点。在欧美大学就读的中ณ国留学生学术上往往高人一筹。我想这并不是由于中国人选拔出国留แ学生的竞争过程所致。在国内，他们很早就习惯于学术讨论。日本人为中国人起了一个讥讽性的绰号，叫“文学国度”。事实也确实如此，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代中ณ国无以数计的杂志。只要有四五个朋友碰巧在同一个城市里，一种杂志似乎ๆ就会创น办起来。同时有数不清的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塞到杂志编辑手里。以前的科举制是一种智力测验，这一点笔者已经指出。它长期使中国学者的思维变得较为ฦ敏锐，使他们擅长于词句的雕琢，文学特点的细微差别等等。对诗歌的修养，使他们的文学表达具有更高的境界，在趣味与技巧上，都得到了锻炼。中国绘画已经达到西洋绘画ฑ未曾达到的高度。在书法艺术上，他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韵律美方แ面，我认为ฦ是达到了变化与精美的极致。
这里我们似在确切指出我们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并探讨消极避世的来源，也正是这个消极避世方能解释“中国人缺乏组织能ม力”这个狼藉的声名。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ງ没有人看到เ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获得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ฐ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๔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๑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แ的狂热追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学士则ท乔装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粗犷豪放的北方แ，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ม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ใ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ใ前，华中ณ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ฐ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2๐：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ฐ新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ກ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แ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由于中日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战争频仍——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两个“焦点”的内涵特别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一个特定时代作家的林语堂面对这种错综复杂，也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局限与对某些事物判ศ断上的局限。好在《中国人》的问世距今已60年了，相信今天的广大读者完全能ม用全面与崭新า的眼光阅读《中国人》，并准确理解与体味《中国人》的主旨及其丰ถ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出版全译本《中国人》的缘由。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运用同样的方法，刘禹锡吟咏了乌ไ衣巷的衰败。乌衣巷一度是王谢1两巨室的府第：
『1王谢，指晋相王导、谢安。』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人类的行为、品质和感情赋予自然物体。这不是通过直接的人格化，而是通过灵巧的隐喻来表现，比如“闲花”、“悲风”、“怒雀”等等。隐喻本身无关紧ู要，这种诗歌的意义แ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这一点在上述例证中ณ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十里长的欢快翠绿的柳树被视为“无情”，因为它们已经将不该忘却的陈后主忘却，它们也没有分担它们应该分担的诗人深切的伤感与哀痛。
有一次，我同一位诗人朋友共行。我们的汽车驶到เ一个偏僻的山脚下，那儿有一所孤零零的村舍，房门紧闭，门前有一株桃树孤独地开放着满树的花朵，显然把自己的芬芳枉费在一片荒野。我至今记得朋友在小本子里写下的一首诗，最后两句是：
〖田家夫妇忙衣食，门外桃花厌寂寥。〗
诗的成功在于桃树具有诗的感情，会对“寂寥”厌烦不已，这很接近于泛神论。这样的技巧，或者说态度，在中国一切优秀的诗歌中ณ都极为普遍。比如李白的绝妙诗篇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还有一首最有名的《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ກ。
醒时同交饮，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远非一个简单的比喻所能解释，这是一种诗的信仰，亦即天人合一的信仰，使生活本身与人类情感共振。
这种泛神论或视自然为同类的感情流露，在杜甫的《漫兴》一诗中最为明显。它成功地展示了一个ฐ人格化的自然，对它的不幸寄予无限的同情，与它接触会感到无限的欢欣，最后又融为一体。这是起首的四句：
〖眠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其中ณ，“无赖”、“丁宁”、“语”等词语，间接地把人类的品质赋予了春天和莺鸟。接着又对昨夜暴风雨提出控诉，因为它对院内的桃李树滥施“淫威แ”：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断ษ数枝花！〗
对树木的慈悲在最后一节再次出现：
〖隔户杨柳弱嫋嫋，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还有，柳树欢快地随风起舞被视为颠狂，盛开的桃花不经意地掉落几朵到流水之中，漫无目的地随波远去，被视为轻薄的女子，这是第五节：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种泛神论的世界观有时会融化在一种与爬虫飞蛾接触时产生的极端欢乐之中，如壮诗的第三节所描绘的那样。但我们也可以从宋代诗人中找到一个例证，叶李在《暮春即事》1中写道：
『1据考，本诗出于宋代诗人叶采之ใ手，林误。』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人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这种世界ศ观的主观性，加上对飞禽走兽的无限怜悯之情，使杜甫能够吟出“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这样的诗句。这里，我们看到เ了中ณ国诗歌最为ฦ有趣的地方แ——体恤，把鹭鸟的爪子称作“拳”，这已不仅是一种文学上的隐喻，作者把自己与这些生物等同了起来，他很可能自己也有握紧拳头的感觉，并希望读者来与他分享这种情感上的体察与悟性。这儿看不到เ科学家毫厘不爽的细致观察，而只是诗人出于爱心的敏锐感觉，像情人的眼睛一样敏锐，像母亲的直觉一般可靠而正确。这种体恤，与大千世界共享人类情感，无生物体在诗中变为有生物体，苔藓得以“攀登”门前的石阶，草色可以“走入”窗帘ຈ。这种诗的幻觉正因为是一种幻觉才被中国人直觉地感受到，它如此频繁地出现，以致构成了中ณ国诗歌的本质。比拟不复为比拟，而成为诗的真实。一个人总得或多或少地融化迸自然并被陶醉才能写出下列吟咏荷花的诗句。下面这首诗使人想起海ร涅：
〖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红；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我们已经介绍了中国人诗歌技巧的两个ฐ方面——情与景的处理，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中国诗歌的精神及其在我们民族文化上的价值。这种文化上的价值分为两大类，与中国诗歌的两大类相符：豪放诗，亦即浪漫、放纵、无所顾忌、放纵情感的诗歌，表达对社会束缚的反抗，教诲人们去博爱自然；婉约诗，遵守艺术的限制，仁慈、顺从、怨而不怒，教诲人们知足常乐，热爱众生，尤其怜悯贫困受迫的人，并且厌恶战争。
第一类诗人可以包括屈原，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é然、疯僧寒山。第二类包括以杜甫为ฦ代表的一些人，有杜牧、白居易、元稹，以及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李清照。当然，不可能有严格的划ฐ分。此外还可以有第三类，即多愁善感的诗人，如李贺、李商隐及其同时代的温庭筠和陈后主、纳兰性德，他们多以爱情诗著名。
第一类诗人的最好代表是李白。杜甫曾经说：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ณ仙。〗
李白是中国行吟诗人中的王子，酣歌纵酒，敬畏官场，与月为伴，酷爱山川，并且总是壮志满怀：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
李白的浪漫主义แ以他的死——醉后伸手去捞水中之ใ月，跌落水中——而告终。好极了，稳重而无动干衷的中国人有时竟会到水中捞取月影，从而诗一般浪漫地死去！
中国人热爱大自然，这种热爱构成了他们生命的诗歌，这种热爱又从他们充盈的心灵流露到文学上去，这很不错。这种热爱教会中国人去热爱花鸟，这种对花鸟的热爱比其他民族也要普遍得多。我曾经看到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一只笼中之ใ鸟并兴奋异常，颇有些孩子气，性情也变得好了起来。他们都感到了自己的放浪ฐ，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樊篱，这也只是因为有一件共同爱好的客体存在，才能成为可能。对田园生活的崇尚渲染了整个中国文化，今天的官员和学者谈及“归田à”，总认为ฦ它是上策，是生活的所有可能性中ณ最为风雅、最为老练之ใ举。这种时尚如此之风靡，以至即使是最为穷凶极恶的政客也要假装ณ自己้具有李白那样的浪ฐ漫本性。事实上，我觉得他可能也真会有这样的感情，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知道生活的价值。每当深夜，他推窗凝望满天垦斗之时，幼时学过的诗句便会涌上心头：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