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说：
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孔子并没有认为ฦ家庭意识应该蜕化为一种扩大了的自私自利，从而把社会的完整丧失殆尽。在其道德系统中，他确实允许一定量的超家庭的仁爱。他认为ฦ家庭的道德教育是全社会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且认为通过全社会的道德教育，应该出现一个人民生活幸福和谐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เ“忠孝”被放在道德之首，并得到如此特别的强调。甚至中文中代表“文化”或“宗教”的“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夂”，意思是“使……孝。”《孝经》是这样解释“孝”的：
在有教养的人家，女孩子们也学习读书写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女才子。今天，全国著名的妇女作家有半打之多。汉代以及后来的魏晋时代都有许多著名的知识妇女。其中有一位谢道韫，能言善辩，经常在其小叔子与宾客的辩论中ณ为夫弟解围。中国以前识文断字的人并不多，男ç女均如此。但在书香门第，女孩子们也总是学习读书写字。这种教育的内容一般限于儒家经典中的文学、诗歌、历史及人类智慧。女孩子们到此为止了。然而男ç人们也没有往前走多少。文学、历史、哲学等人类智慧，以及一些医学、政府管理等专门知识，一起构成了人类的所有知识。而妇女的教育则更明确地倾向于人文科学的教育。与男子教育的区别ี也主要是程度深浅的不同，而不是学习范围的广狭。
女子教育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只在此山中ณ，云深不知处。〗
中国学者不愿劳动自己้的双手和眼睛去做那ว些愚蠢的苦工，而宁可稚气地相信自己“直觉”的力量。于是，他们就按自己的意愿来解释人体及宇宙的奥秘。中国的医学和生理学就是建立在道家哲学所谓的五行之上的——金木水火土。人体结构本身就是宇宙的象征。肾脏代表水，胃代表上，肝代表火，肺代表金，心脏ู代表木。在实践上，中国医学界并不是没有成效。一个患高血压的人被认为是“脏ู火”太旺；一位患消化不良的人则ท是“积土”太多；轻泻剂被用来提高肾脏的功能ม，起“助火”的作用。这样，消เ化不良“通常”都能被治愈。如果一个人患神经不正常，那么他应该多喝水，应该服用治标剂，这样“肾水”就会上升，从而使“肝火”减弱，使病人的脾性保持平衡。中ณ国医学是行之有效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争论只在诊断方แ法上。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庸见的逻辑只能ม用于人类事件与行为，不能用来解开字宙之谜。人们可以用情理来解决人际纠纷，但是不能ม用情理来发现心脏和肝脏的相对位置，或者确定胰液的功能ม。因此，在推测自然与人体的奥秘时，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直觉。很奇怪，他们凭直觉感到人们的心脏ู在右边，而肝脏则在胸腔的左侧。有一位很博学的中国学者俞正燮，他的《癸已类稿》卷帙浩繁，传诵遐迩。他曾经读到一本由ájesuitsjacນobusrho，jaທmesterrencນe和nicolauslongobຘardi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发现书上说心脏位于左侧，而肝脏ู则位于右侧，从而下结论说西方แ人与中国人有不同的内脏器官。他进而下结论说既然他们的内部ຖ器官不同，那ว么他们的宗教也肯定不同——这个演绎推理是直觉推理的绝妙的例子——所以，只有那些内部器官不完善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成为ฦ基督徒。这位渊博的学者俏皮地评论道：如果jesuits等人知道这个事实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饶有兴致地在中ณ国传授基督教，并试图把那些半正常的人先变成基督徒。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因此，第欧根尼的故事尽管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感到某种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ฦ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ณ大部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欧根尼的苦行主义แ，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精采的戏文或电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精神。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诸神明显地对此感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进步的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种幸福，他们像功利主义แ那样，对幸福总比进步更感兴趣。
接近自然就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并非农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学者与富庶人家总是有一种渴望自然的感觉。一些著名学者的家书家训总是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文明的重要一点。这是使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从郑板桥异常珍贵的家书中，随便选了一封给他胞弟的信。板桥家书应该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书：
科举制度到唐朝已经完善。一直到1905年，它基本是一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ำ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管在后来的朝代中，科举制ๆ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管这种机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这种制度使得农村有才能ม的人不断进入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内部ຖ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制在统治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外活动中ณ，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他从未被中ณ国人邀请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取、吸收并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ณ国海岸上的故事。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1。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同。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เ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ฦ，他又感到เ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用英语讲一声：“对不起”，是的，他连汉语“谢谢”、“请”、“请原谅”这些最起码的，甚至一个旅游者都会讲的道德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取“义和拳”起义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感到失望。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
『2李普顿，英国商人。』
所以，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加入了道家的成份，“明君无为于上”。君主不应该有所作为，因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无所作为，政绩平平。所以应该有一部政府机器，它的运转是那么公平，那ว么完美，我们的统治者是否明达则无关紧要了。于是，君主就成了一个挂名的国家元首，就像当代君主立宪的政府一样。英国有一个国王为建筑物奠基，为轮船命名，为人们授勋。但是，这个国王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他是好是坏，聪明与否，或者比较一般，都无关宏旨。制度自己在运转。这实质上就是君王无为ฦ的理论，它由á韩非子予以阐释，并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把孔老夫子称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说教被尊崇为“政治”理论，这实在是命运对他开的奇特的玩笑。让仁慈道德的人来管理政府，如此异想天开的观点，连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都哄不过的。如果这种观点能行得通，我们满可以依靠汽车司机自发的谦恭有礼去调节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交通秩序，而无需红绿灯了。任何一个有点头脑，有点历史常识的学生都会看到依靠所谓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总是世界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之ใ一。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ฦ中国的官员们比西方官员更堕落。一个简单而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正如中ณ国人一直做的那样，结果只有十分之ใ一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或窃贼。然而，如果你把他们当做无赖、骗子或窃贼，用监狱相威胁，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样，只有不到十分之ใ一的人变为ฦ无赖、骗子或窃贼，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们是仁人君子。结果你至少得到เ了一个表面上廉洁的政府。即使是这样一个ฐ表面上的东西也是值得争取的，这是中国早就应该争取的，这是韩非子两千多年以前的忠告，那ว也是在他被迫服毒之ใ前的事。
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ว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定购去横滨或者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建立什么廉洁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ຆ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ๆ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ฐ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ฦ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เ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แ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ณ国政府得到เ彻底改造之ใ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ກ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第七章文学生活
一种区分
中国人把文学分为两种：教化的和娱乐的，或称为“载道”的与“抒情”的文学。两者的区分显而易见：前者是客观的，阐述的；后者是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声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基于这一观点，他们便看不起小说和戏剧，认为ฦ它们是“区区小技，不足以登文学之大雅之堂”。而诗歌则不然，他们不仅不轻视，其修养与尊崇程度且远胜于西方。不过事实上，中国人全都在暗地里阅读小说和剧本。一位官员在他的文章中可以大谈其仁义道德，然而在私下的谈话中，你可以发现他对《金瓶梅》和《品花宝鉴》中的男女主人公了如指掌，前者是典型的色情小说，后者的同性恋等淫秽描写与前者也不相上下。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教化的文学”从总体上看质量较次，充满了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和极为ฦ幼稚的推理过程，并且由于害怕被斥为左道邪说，其观点也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故而中国文学中有可读性的部分只是西方观念上的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亦即想象的文学而非观念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本非经济学家的学者在写有关赋税制度的文章，不会持镰的文人却在写农业的状况，并非工程师的政治家在写诸如“黄河保护方策”等文章。就学者们的观点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在孔学之中ณ翻翻筋斗，在孔庙门庭里寻找牛毛而已。他们谴责庄子这位对孔学最伟大的诽谤者，然而他们都读庄子的著作。他们中有人甚至敢玩玩佛教经典，不过他们对佛学的崇拜是浅尝辄止，他们对素า食主义也是半信半疑。他们害怕被视为异端邪说，就像达摩克里兹害怕头顶上随时可能坠落下来的利剑1。这就是对独创性的恐惧。那些自发的文学，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心灵的自由á驰骋”被限制ๆ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孔门里的筋斗ç”翻得无论多么娴熟，也只是孔门里的筋斗而已。
『1达摩克里兹之剑，比喻迫在眉睫的危险事物。』
不过，在一个ฐ学者如云的国家，仁义แ道德反复讨论了25๓00年，观点毕竟不可能没有重复。事实上，科举考试中的一流作品，要是译成简单的英语，其单纯幼稚程度准会让英国的读者瞠目结舌。出自一个伟大头脑的文学巨制给人们的印象却如跳蚤游戏一般滑稽。于是，作家只能在小说和戏剧的天地里发挥他的创造力，舒坦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象力。
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反映人类心灵的文学，都发源于抒情。观念的文学也是如此：只有发自人们内心的观点才会留存于世。早在1้795年，爱德华·杨就在他的《论独创之ใ文》一书中ณ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7世纪一位杰出的批评家金圣叹曾在其著作中ณ反复指出“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学的起源就是这么简单，尽管有文学教授用修辞和作文的技巧来加以拖累。金圣叹还说过：“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白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慷，所言者既ຂ已尽所言，即搁笔不得赘一字。”文学作品之ใ所以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它写得美，一般作品则不然，而美的作品则能够流传下来。
文学起源于抒情，这使我们得以把文学看作人们心灵的反照，并把一个ฐ民族的文学看作这个民族精神的反照。如果把生活喻为一个大城市，那么写作就是屋顶ะ上的天窗，人们通过这个窗口观察生活。阅读某人的作品，也就是从这个人打开的天窗来看生活，因而也获得他对生活的观点。星辰、云朵、地平线上的层峦叠蟑以及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和各家屋顶等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然而通过不同天窗看到的城市却各有其独到之ใ处。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学，无疑是想见识一下这个ฐ国家最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看待生活的，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
语言与思维
中国文学的媒介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把汉语与欧洲语言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汉语中像“jing”、“chong”、“zhang”1้这样的音节，语音效果惊人地相似。单音节性决定了汉语写作的特性，汉语写作的特性又导致了文学遗产继承的连续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性。进而言之，它甚至有助于书面语与口语的进一步分化。这又反过来使书面语变得难以学习，使之成为上层阶级的特权。最后，单音节性也直接影响了某些中ณ国文学作品的风格特性。
『1这里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下同。』
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欧洲不会在象形原则ท上发展其写作系统，因为印欧语系语音结构具有大量的辅音和无限的不定组合关系，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图画文字则ท远远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单词。由á于没有一个ฐ表意系统可以单独使用，汉语就用象形原则并通过语言规则来加以补充，然后才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基本的形符于是就只因其语音上的价值而存在。事实上，汉语辞典里四万余字，有十分之九是通过语音组合的原则构造起来的，有大约13๑00个作为ฦ语音符号的表意文字。像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只要有大约4๒00个音节组台也就足够了，比如：“jing”、“chong”、“zhang”。然而在日耳曼语言，要为每一个新า的语音组合发明一个新的象形符号显然不可能，比如德语的“scນ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scraped”、“splash”、“scນalpel”。汉语没有发展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语音文字，因为意符作为音节使用已经足够。如果中国人是用如同德语的“schlacນ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和“scapel”这样的词语来说话，那么这种需要本身就早已使他们发明了一种表音文字了。
汉语中单音节的发音与书面文字间的适当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音节形式的极端缺乏，是汉语的特点，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同音字。比如“bຘao”包括超过一打的意思：“包”、“抱”、“饱”等等。由于形象原则运用到具体的事物或行为的时候受到限制ๆ，而且它也比较复杂，原来的“包”字就纯粹作为一种语音的符号被借去指示其他的同音字。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混乱ກ，直到汉代书写体多少确定下来之前，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借以指示其他词语的假借字。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需要，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给“包”字加上一个ฐ符号来表示各种不同意义的“包”。
音符的使用不是很确定的。于是就产生了以下这些字，它们的发音都是“bao”或“pao”，在现代汉语里声调不同，每个ฐ字都含有“包”，然而各自加上了不同的部首：
抱、跑、袍、饱、泡、炮、鲍、胞、炮、咆、刨、苞、雹，这样，“包”加上“手”表示“围抱”，加上“足”表示“奔跑”，加上“衣”表示“长袍”，加上“食”表示“吃饱”，加上“水”表示ิ“水泡”，加上“火”表示“鞭炮”，加上“鱼”表示一种“鱼”的名称，加上“肉”表示ิ“子宫”，加上“石”表示“大跑”，加上“口”表示“吼叫”，加上“刀”表示“切削”，加上“草”表示“花蕾”，加上“雨”表示ิ“冰雹”。这就是为解决同音字问题所进行的调整。
假如问题不在于同音字，假如汉语里有像英语“scraທped”“scratched”和“scaທpel”这样的词语，假如中国人造字之初就发明了“sc…a…p”，这些音素า的基本符号，他们也同样会被迫区分“caທpe”与“scape”、“scape”与“scນraທpe”、“scrape”与“scນraped”，以及“scນraທp”与“scrated”的发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