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将社ุ会分为四等，依次为：士、农、工、商。在中ณ国这样一个ฐ长期的原始农业社会中ณ，这种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阶级之间没有敌对情绪，因为ฦ没有这种必要。价级之间的交往，除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衙门阶级以外，并没有被“阶级感情”和势利观念所阻断。这种社ุ会统治发扬得最好的时候，一个富商或者高官显贵可能会请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并且亲切友好地闲谈一阵。不过，较之于英国庄园主和农夫之间的谈话，他们可能还要少一些谦卑：农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份，所以他们都是谦恭、安静、自尊的公民。根据儒家的理诊，农民被排在这三个阶层首位，因为粮食意识很强的中国人总是很清楚每粒谷子的来源，他们对之感激不尽。农民、商人和工匠，都把学士们看作一个ฐ应该享受特权与其他待遇的阶层。鉴于学习中国书面文字的困难性，这种尊敬是发自他们内心的。
平心而论，孔子从来没有试图让家庭意识取代社会或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一种扩大了的自私自利——这个结果，他老人家并未能预见到เ，尽管他有那ว么多实用的智慧。家庭制度的罪恶在韩非子的时代就已๐经很明显。我认为，韩非子是当时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著作中ณ所描述的当时的政治状况与现代中国的情形相比较别无二致。比如裙ำ带关系，徇私舞弊，损公肥私，政治家建立豪华的别墅，对犯读职等罪行的官吏没有任何惩罚，缺乏公民意识，以及普遍缺乏社会意识。这些问题，韩非子早已๐全部ຖ阐明，所以他主张出路在于法治的政府。他自己的结局，却像苏格拉底那样被迫服毒自杀了。
缠足
在妇女所有的权利中，最大的权利是做一个ฐ母亲。孔子曾经指出，理想的社会是没有“旷男怨女”，人人都结婚的社会。中国人通过一个不同的浪漫与婚姻观达到เ了这个目的。在中国人看来，西方社会最大的罪恶是有许多未曾婚配的妇女，她们除了愚蠢地相信会有迷人的王子出现之外并无其他错误，然而她们却不能表现自己。她们中的许多人是伟大的教育家或者演员，如果作为母亲，她们会更伟大。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相爱并结婚，或许他是一个卑鄙的家伙，女人可能掉进造物主设置的陷阶，男人唯一的愿望是让她为自己繁衍子孙。然而，大自然或许会赐予她一个ฐ长着一头卷发的孩子，这是她的胜利，她的喜悦，比她写过的最伟大的书都使她感到新奇，使她沉浸ฤ在比舞台上获得成功的那一刻更甜蜜的幸福之中。依莎多拉。邓肯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如果造物主是残酷的，那么她也是公平的。她给予寻常的妇女这种安慰，正如她给予天才的妇女以安慰一样，因为女性的欢乐，聪明的女人可以享受，普通的妇女也不例外。自然的规律就是如此，让男ç人和女人就这样生活吧！
始自原始时代，中国人的血液中，妇女就没有占据过自己应有的地位。中ณ国人由阴阳构成的二元世界观，可以追溯到《易经》。孔子曾经对此书作过详细的阐述。尊敬妇女，对女性采取一种温柔态度，这在野蛮时期就是条顿人的特点。然而在中ณ国的早期历史上，却看不到这种对妇女的感情。《诗经》汇集的民歌中，就已经有性不平等的反映：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这种情形，欧洲人中ณ国人都会有，但二者对此的反映却截然不同。在我这样一个ฐ原来信奉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信教的人看来，尽管宗教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从而使人的心灵平静下来，然而，宗教却转移了我们对生活的神秘莫测感和辛酸悲哀感的注意力，这些感觉我们称之为诗。一位不信教的人，他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的神秘感是无法遏制的。他渴望安全，然而安全却永远没有保障、也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他最终被迫写起了泛神论的诗歌。实际上，在中ณ国人的生活方แ式中，诗歌代替了宗教为人提供灵性，活跃情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对中国诗歌的讨论中将涉及。西方人不习惯于这种不信鬼神、纵情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宗教才是逃避尘世的天然方式。然而，在不信教的人看来，宗教是建立在某些恐惧之上的；害怕今生今世没有足够的诗歌与幻想来充实自己的感情，害怕在丹麦的山毛榉林中或是在地中ณ海海滨凉爽的沙滩上没有足够的魅力与美景来抚慰人们受伤的心灵。恐惧之余，超自然的东西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直觉
这种对学问的尊重与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并不相同，中国的学者对自己的学问也很钻研，然而，西方的教授们对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献身精神，似乎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精神有时近乎一种病态的骄做与职业的忌妒。中国人对学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个不同的概念之上的。学者应该教人以实际的智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时刻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ษ，这样的学者才受到尊重。这是在实践证明了教育的正确性之后才给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动乱之中，人们靠他作出冷静的判断，靠他的远见来预料某个ฐ行为或者某项决定可能ม会带来的各种后果。这是一种更靠得住的预料é。人们把他看作向导、指导者。真正好的领导，就是这样的精神与思想的领导。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情况下，这种领导是很容易维持的。有时，你只消เ说一大堆他们仅仅一知半解的术语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历史典故，因为ฦ普通人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戏剧中学来的。援引历史典故通常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具体的类比。这样就能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实。
这种情绪，被现代中国文人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中也能找到เ幸福。
『1埃莉诺·格林，英国女小说家。』
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种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度则ท使国家能对人口进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传。科举ะ制ๆ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种”。这种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的制度中已具雏形。公元3～4世纪的魏晋之后，官吏选举制度有些变化，变得对名门望族有利，对黎民百姓不利。结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显然有利于晋朝贵族家庭的发展。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แ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แ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ฐ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ฐ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ຖ、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ณ心画一个方แ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น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ຕ县1，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1้阿瑟·兰塞姆，英国作家。』
这部林语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ณ国人》全译本，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所以，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加入了道家的成份，“明君无为于上”。君主不应该有所作为，因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无所作为，政绩平平。所以应该有一部ຖ政府机器，它的运转是那么公平，那么完美，我们的统治者是否明达则无关紧要了。于是，君主就成了一个挂名的国家元首，就像当代君主立宪的政府一样。英国有一个国王为建筑物奠基，为轮船命名，为ฦ人们授勋。但是，这个ฐ国王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他是好是坏，聪明与否，或者比较一般，都无关宏旨ຈ。制度自己้在运转。这实质上就是君王无为的理论，它由á韩非子予以阐释，并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把孔老夫子称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说教被尊崇为“政治”理论，这实在是命运对他开的奇特的玩笑。让仁慈道德的人来管理政府，如此异想天开的观点，连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都哄不过的。如果这种观点能行得通，我们满可以依靠汽车司机自发的谦恭有礼去调节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交通秩序，而无需红绿灯了。任何一个ฐ有点头脑，有点历史常识的学生都会看到เ依靠所谓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แ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总是世界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官员们比西方官员更堕落。一个简单而无情的事实是，如果你把这些官员当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国人一直做的那样，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成为ฦ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或窃贼。然而，如果你把他们当做无赖、骗子或窃贼，用监狱相威胁，正如西方人做的那ว样，只有不到เ十分之一的人变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十分之ใ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们是仁人君子。结果你至少得到了一个表面上廉洁的政府。即使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的东西也是值得争取的，这是中国早就应该争取的，这是韩非子两千多年以前的忠告，那也是在他被迫服毒之前的事。
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定购去横滨或者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建立什么廉洁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ຂ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ว些既ຂ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แ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ກ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เ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第七章文学生活
一种区分
中国人把文学分为两ä种：教化的和娱乐่的，或称为ฦ“载道”的与“抒情”的文学。两者的区分显而易见：前者是客观的，阐述的；后者是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声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基于这一观点，他们便看不起小说和戏剧ຕ，认为它们是“区区小技，不足以登文学之大雅之堂”。而诗歌则不然，他们不仅不轻视，其修养与尊崇程度且远胜于西方。不过事实上，中ณ国人全都在暗地里阅读小说和剧本。一位官员在他的文章中可以大谈其仁义แ道德，然而在私下的谈话中，你可以发现他对《金瓶梅》和《品花宝鉴》中ณ的男ç女主人公了如指掌，前者是典型的色情小说，后者的同性恋等淫秽描写与前者也不相上下。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教化的文学”从总体上看质量较次，充满了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和极为幼稚的推理过程，并且由á于害怕被斥为左道邪说，其观点也被限制ๆ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故而中ณ国文学中有可读性的部分只是西方观念上的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亦即想象的文学而非观念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本非经济学家的学者在写有关赋税制度的文章，不会持镰的文人却在写农业的状况，并非工ื程师的政治家在写诸如“黄河保护方策”等文章。就学者们的观点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在孔学之中翻翻筋斗，在孔庙门庭里寻找牛毛而已。他们谴责庄子这位对孔学最伟大的诽谤者，然而他们都读庄子的著作。他们中有人甚至敢玩玩佛教经典，不过他们对佛学的崇拜是浅尝辄止，他们对素食主义也是半信半疑。他们害怕被视为ฦ异端邪说，就像达摩克里兹害怕头顶ะ上随时可能坠落下来的利剑1。这就是对独创น性的恐惧。那些自发的文学，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心灵的自由驰骋”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孔门里的筋斗”翻得无论多么娴熟，也只是孔门里的筋斗ç而已。
『1达摩克里兹之ใ剑，比喻迫在眉睫的危险事物。』
不过，在一个学者如云的国家，仁义道德反复讨论了2500年，观点毕竟不可能没有重复。事实上，科举考试中的一流作品，要是译成简单的英语，其单纯幼稚程度准会让英国的读者瞠目结舌。出自一个ฐ伟大头脑的文学巨เ制给人们的印象却如跳蚤游戏一般滑稽。于是，作家只能ม在小说和戏剧的天地里发挥他的创น造力，舒坦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象力。
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反映人类心灵的文学，都发源于抒情。观念的文学也是如此：只有发自人们内心的观点才会留แ存于世。早在17๕95年，爱德华·杨就在他的《论独创之文》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7世纪一位杰出的批评家金圣叹曾在其著作中反复指出“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学的起源就是这么简单，尽管有文学教授用修辞和作文的技巧来加以拖累。金圣叹还说过：“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白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慷，所言者既已尽所言，即搁笔不得赘一字。”文学作品之所以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它写得美，一般作品则ท不然，而美的作品则能够流传下来。
文学起源于抒情，这使我们得以把文学看作人们心灵的反照ั，并把一个民族的文学看作这个民族精神的反照。如果把生活喻为一个大城市，那么写作就是屋顶上的天窗，人们通过这个窗口观察生活。阅读某人的作品，也就是从这个人打开的天窗来看生活，因而也获得他对生活的观点。星辰、云朵、地平线上的层峦叠蟑以及城市里的大街小巷๕和各家屋顶等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然而通过不同天窗看到的城市却各有其独到เ之处。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学，无疑是想见识一下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看待生活的，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
语言与思维
中国文学的媒介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ณ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把汉语与欧洲语言作一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中ณ国人的思维与文学的特性，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汉语的单音节性。汉语中像“jing”、“chong”、“zhaທng”1这样的音节，语音效果惊人地相似。单音节性决定了汉语写作的特性，汉语写作的特性又导致了文学遗产继承的连续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性。进而言之，它甚至有助于书面语与口语的进一步分化。这又反过来使书面语变得难以学习，使之成为ฦ上层阶级的特权。最后，单音节性也直接影响了某些中国文学作品的风格特性。
『1这里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下同。』
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欧洲不会在象形原则上发展其写作系统，因为印欧语系语音结构具有大量的辅音和无限的不定组合关系，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图画文字则远远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单词。由于没有一个表意系统可以单独使用，汉语就用象形原则并通过语言规则来加以补充，然后才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基本的形符于是就只因其语音上的价值而存在。事实上，汉语辞典里四万余字，有十分之九是通过语音组合的原则ท构造起来的，有大约1300่个作为语音符号的表意文字。像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只要有大约400个音节组台也就足够了，比如：“jing”、“chong”、“zhaທng”。然而在日耳曼语言，要为ฦ每一个新的语音组合发明一个新的象形符号显然不可能，比如德语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ນratched”、“scraped”、“splaທsh”、“scalpel”。汉语没有发展一种西方แ意义上的语音文字，因为意符作为音节使用已๐经足够。如果中国人是用如同德语的“schlaທcht”和“kraft”或者英语的“scratched”和“scaທpel”这样的词语来说话，那么เ这种需要本身就早已使他们发明了一种表音文字了。
汉语中单音节的发音与书面文字间的适当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音节形式的极端缺乏，是汉语的特点，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同音字。比如“bao”包括超过一打的意思：“包”、“抱”、“饱”等等。由于形象原则运用到具体的事物或行为ฦ的时候受到限制，而且它也比较复杂，原来的“包”字就纯粹作为一种语音的符号被借去指示其他的同音字。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混乱，直到汉代书写体多少确定下来之前，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借以指示ิ其他词语的假借字。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需要，迫使中国人不得不给“包”字加上一个符号来表示各种不同意义แ的“包”。
音符的使用不是很确定的。于是就产生了以下这些字，它们的发音都是“bຘao”或“pao”，在现代汉语里声调不同，每个字都含有“包”，然而各自加上了不同的部首：
抱、跑、袍、饱、泡、炮、鲍、胞、炮、咆、刨、苞、雹，这样，“包”加上“手”表示“围抱”，加上“足”表示“奔跑”，加上“衣”表示“长袍”，加上“食”表示“吃饱”，加上“水”表示“水泡”，加上“火”表示“鞭炮”，加上“鱼”表示一种“鱼”的名称，加上“肉”表示“子宫”，加上“石”表示“大跑”，加上“口”表示“吼叫”，加上“刀”表示“切削”，加上“草”表示“花蕾”，加上“雨”表示“冰雹”。这就是为解决同音字问题所进行的调整。
假如问题不在于同音字，假如汉语里有像英语“scraped”“scນratched”和“scນapel”这样的词语，假如中国人造字之初就发明了“sc…a…p”，这些音素的基本符号，他们也同样会被迫区分“cape”与“scape”、“scaທpe”与“scrape”、“scນrape”与“scraped”，以及“scrap”与“scrated”的发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