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阐明两性之ใ间的关系问题。看起来，一位妇女在成为母亲之后，就不再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丈夫的欢心之上。只有当她失去了母亲地位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在完全依赖别人，即使在西方，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即社ุ会与妇女们自己并不歧视母性，歧视生儿育女。母亲在家庭中地位也恰如其分，那ว是一个高度荣耀的地位。将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井用母亲的智慧带领ๆ他，指导他进入成年。任何一个清醒的社会都会认识到这些工作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不简单的。如果因为她能做这项ำ高尚的工作，并且比男ç人做得好，所以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经济地位上，都被认为是男ç人的附属物——这种观念很难让人理解。妇女中有天才人物，正如男ç人中有天才一样。但女中豪杰实际上比男性天才要少，比民主使我们相信的数量要少。对这些妇女来说，自我表现比生儿育女意义更重大。但对占多数的平常人来说，让男ç人去挣钱养家，妇女自己生儿育女吧！至于自我表现，我曾经见过一些自私自利ำ、出身微贱、可怜倒霉的小家伙最后开花结果，成了温柔可爱、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成了她的子女眼中完善高尚的典型。我也看到เ过一些漂亮的姑娘，矢志不婚，3๑0多岁即蜷缩枯萎，永远也没有达到女性美的第二阶段，没有能像秋天的树林那ว样辉煌、成熟ງ，通人情而又光彩照人，尤其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分娩3๑个月之后那ว个时期。
第五章妇女生活
我们的生活、艺术和文学中的田园理想，是中ณ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这大部归功于道家对自然的情感。立轴与瓷器上的中国画总不外有两个ฐ主题，一是家庭生活的幸福，画中往往有悠闲的妇女与小孩；另一个ฐ是田园生活的乐趣，画ฑ有一个渔夫、或樵夫、或隐士，在松树下席地而坐。这两ä个主题可以分别代表着儒道两家的生活理想。樵夫、采药者、隐士与道教联系之ใ紧密是一般外国人绝难预料é的。道家的情感在下面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马库斯·奥里利厄斯，罗马皇帝。』
对西方แ人来讲，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讲，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因为一种理论会太符合逻辑以至于完全缺乏庸见。中ณ国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符合道理的事情。这种情理精神，这种对庸见的崇拜，与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关系，结果形成了中ณ庸之道。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讨论。
『1杰克·邓姆普赛1895年生，美国拳击家，191้9～1926๔年世界重量级冠军。』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า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ๆ隐居寇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๔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ณ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แ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人权利ำ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或许纯粹是因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国人能够将河南的犹太人同化。这些犹太人今天已๐被彻底汉化。他们不吃猪肉的传统也成了纯粹记忆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国人的家族思想，强烈的种族意识才能ม使犹太人自己้的种族意识自惭形秽，归于消亡。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เ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鞑靼人，其种族意识，种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犹太人。在这仲情况下，中ณ国当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显然比外来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ฐ意义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国家族仍然是中国的家族。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老中ณ国通，英语缩写为0。c。h。——我们先来为他们画幅像，因为他作为中国问题唯一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ฐ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1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一下，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位船长、舵手、领事馆的书记员，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中国正好是他倾销沙丁鱼以及“同阳光接过吻”的蜜橘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还可能ม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眼睛盯着贷款委贝会的行踪。他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能消เ息还非常灵通，尽管他连续讲3个中ณ国字都颇็为困难，是依靠他讲英语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冒险。他打高尔夫球，以保持身体催康。他喝李普顿2茶，读《字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ฦ那些土匪、绑票、频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至影响了早饭的食欲。他胡子刮ุ得光光，穿着也比他的中国助手们整洁。他的靴子也比在英国时擦得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早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เ办公室去品尝史密斯小姐为他准备好的清茶。他的血管里可能并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ຂ，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ว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国城镇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声地擤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心实在无法抑制。他约略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那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惧。
正文
这个邪恶怪诞的习俗受到至少三位学者的批判：李汝珍，袁枚和俞正燮。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学者。然而，这个ฐ习俗一直到เ基督教传教士们发起反对运动之ใ后才被取消，中国妇女真应该为此而感谢他们。不过，传教士在这方面也幸运地得到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帮助，因为中ณ国妇女发现摩登的高跟鞋基本上可以代替小脚的作用，高跟鞋使妇女的体态更优雅，步伐更斯文，使人感到她们的脚确实看起来比实际要小。李笠翁在他的文章中对生活艺术的精辟见解仍然是对的：“尝有三寸无底之ใ足，与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ท趾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头者似秃故也。”这种对悠闲生活细节的深刻见解，往往是中国天才文人们的特点。
妇女解放
对妇女的幽禁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速度之ใ快，使那些十年前离开中国现在刚刚回来的人感到เ惊讶：中国姑娘们在整个物质与心理观念上的变化之大，使他们最深刻的信仰不得不发生动摇。这一代的姑娘在气质、装束、举ะ止和独立精神等方面与十年二十年前的“摩登”女郎不同。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是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然而，总的来讲，可以说是西方的影响。
具体来说，这些影响是：191้1年由君主ว制转向共和制ๆ，承认男女平等；1616๔年至1917๕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由á胡适博士和陈独秀领导，批判“寡妇守节”，与“吃人的孔教”以及男尊女卑等衡量标准；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那是一场由于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秘密出卖中国所引起，而使得男女青年学生一下子卷入的政治运动；1919年秋天北京大学第一次收女子入学，随后所有大学都开始了男ç女同校制度：男女学生继续积极参政，导致了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这次革命的主力是学生，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领ๆ导、支持、鼓励。在这次革命中，中国姑娘作为党的工作者、护士甚至士兵颇引人注目；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党部ຖ的女党员继续任职；1้927年以后在各个ฐ政府机关有大量的妇女任职；南京政府公布法令规定男女均有享受遗产的权利；纳妾制度消失；女子学校兴起；19๗30年以后女子体育风行一时，特别是1934๒年的女子游泳；裸体画的风行，报纸杂志每天都在谈论裸体像问题；玛格丽特·桑格11922年到达中国，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避孕工ื具的引进；多数大报每周都有“妇女副刊”，专门讨论妇女问题；《性的历史》的出版，作者张竟生，是一位法国留学生；格里特·加布、诺马·希勒、梅·韦斯特2，以及中国影星们的影响，电å影杂志的流行，当时颇有几种这样的杂志；1928年，有歌舞表演的酒吧间开始在中国流行，在这里，中国姑娘们的适应性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烫头、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叉旗袍、乳罩，以及女子游泳衣。
『1้玛格丽特·桑格，美国节育专家。』
『2๐格里特·加布、诺马·希勒、梅·韦斯特，这三位都是美国女影星。』
从缠足到游泳衣真是夭壤之ใ别。尽管这些变化看似肤浅，实际却很深刻。因为生活就是由这些所谓表面的东西构成的，改变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改变了自己整个的生活观。
这些摩登姑娘们在中国的杂志上受到了人们的讥笑。说她们肤浅，讥笑她们热爱奢侈，失去了勤俭的优秀品质，因为很明显，梅·韦斯特的影响要大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的影响。事实上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在都市生活中崭露头角的妇女，一种是严肃理智的妇女，她们不抛头露面，而是消失在美满家庭之中，一些在政治上很出色并引起公众注目的妇女在性问题上都是最声名狼藉的人，所以她们不能代表现代的中国女性。总的看来，这些现代的影响应该说是代表着一种解放力量，于中ณ国妇女有益，于是也对中华民族有益。第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姑娘们体格的变化。女性在体育运动中裸露着大腿，尽管使老一代人感到非常遗憾，却最终会对整个国家有好处。随着体格的发展，妇女们的步态就更自然、更优美，而不再是闺房里培养出来的小脚步态。
『1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语作家和女权运动倡导者。』
体格变化也会引起对女性美的认识的变化。理想的女性不再是以前那种受人压制、悯静、文雅的女性，而是接近于欧洲妇女那样天真活泼健美的女性。听到妇女们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对我们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我们宁可听到她们放声大笑，而不愿听到她们吃吃地笑。儒家对妇女人为地限制ๆ，严格的男女之别，必定要被一个更人道主义的观念所代替，再也不能让儒家这种思想为所欲为ฦ。如果说有什么危险，那ว就是性特征的消失，以及有女子气质的妇女的减少。女性设法在各种生活方式上模仿男性，这本身就是束缚妇女的标志。让妇女们为自己的性别而自豪吧。只有在性完善中ณ，在性的庄严的职责中ณ，她们才是真正伟大的。与西方妇女相比，现代中国成熟了的妇女或许还是过于泰然自若，过于庄严高贵。她们缺乏西方姐妹们那种自然的活力与独立的精神。也许这是她们的血统所促成的。如果是这样，那就让她们自然发展吧。因为她们只有同时体现了自己้民族的特点，才能成其为伟大的女性。
第六章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
社会头脑的缺乏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很奇怪，“社会”一词所代表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在儒家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中，我们看到了由“家”向“国”的直接过渡，这是人类组织形式的两个连续阶段，正如古语所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接近于“社会”这个观念的词是“国家”即“国——家”，这与中国人组成抽象名词的方法是一致的。
“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同一样。在中ณ国没有这类商品。当然，有“社会事务”这个词，比如婚礼、丧礼、生日庆祝、佛教仪式，以及一年一度的节日等。然而，英美社会生活中ณ某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比如体育运动、政治、宗教都是中国社会明显缺乏的。中国没有教会，没有教会团体。中国人避免谈论政治，好像这也是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不投票选举，也没有俱乐部会所之类的地方来辩论政治。他们并不着迷于把人们紧紧ู绑在一块的体育运动，而这却是英美社会生活的本质。当然，他们也玩游戏，但这些游戏却适宜于中国人个人主义แ的特点。中ณ国游戏并不像板球那样将游戏者分成两ä组，相互争夺。协力配合这样的事鲜为人知。在中国人孤僻的游戏中，参加者自己้为一方。中国入喜欢扑克，而不喜欢桥牌。他们一直在玩麻将，而麻将则更像扑克，而不像桥牌。在这种“麻将”哲学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人个人主ว义的特点。
中国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新闻系统中可见一斑。中国人办报纸就像他们玩麻将。我曾经见到过中国人是如何编辑他们的日报的。这里，总编的职责仅仅是写社ุ论。专门负责国内消息的人有自己้的版面，负责国际新闻的人有自己้的版面，专管城市新闻的人也有自己的地盘。这4个人在管理各自的部门时就像那麻将桌上的4个游戏者，每个人都在猜测其他人手里有什么เ牌。每个人都试图凑齐自己的一副牌，而把那些没有用处的竹子扔出去供别ี人选择。如果国内新闻有富裕，其内容则可以很方便地流向城市新闻版，这是无需向读者说明的。如果城市新闻版也已过分拥挤，则可以转向凶杀火灾版。没有必要区分什么是头版新闻。没有选择，没有配合，也没有陪衬。每个编辑都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打住，一切从简。加之编辑和读者都是夭生的个人主义者，发表新闻是编辑的事，而寻找新闻却是读者的事，互不干涉。这是中国一些最古老、最庞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迄今为止仍在奉行着的编辑方针与编辑技巧。
如果你问为什么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头脑。如果总编辑试囹进行某些改革，而将阻碍改革的城市版编辑辞掉，那ว么他就违犯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原则。他为什么เ要干涉别人的事务？他是想把那位编辑逐出报社，砸掉他的饭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挨饿吗？如果这位城市新า闻版的编辑的妻子是报纸所有者的侄女，总编能将他解雇吗？如果他还有一点中ณ国人的社会意识，他就不会这样做。然而，如果他刚ธ刚从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留学归来，那么他马上就得从总编的位于上退下来。另外一位知道如何用中国方式办事的人将接替他。旧的情形将继续。读者们将搜寻自己想看的消เ息，报纸仍将扩大它的发行量，仍将大赚其钱。
这就是在中国人所有社会交际活动背后所隐藏着的心理体系。找到更多这样的例子并非难事。这些例子部ຖ说明中ณ国人缺乏社会头脑，而这一点尤使20世纪的西方人感到困惑，我讲20่世纪的人，因为他曾接受过19世纪人本主义แ的恩惠，有较宽阔的社会观。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子，它真正代表了中国人对社ุ会工作的观念。我想利ำ用《论语》半月刊中一位地方军阀关于群众教育运动的讲话。青年人受到美国人社ุ会服务热忱的感染，组织了一场“扫盲”运动。于是，这位将军在讲话中说，学生应该读书，不要干涉公共事务。“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饭，你要打倒人家。”这种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是：文盲们并没有干涉你的事务，你们为什么要去干涉他们呢？这些话简短有力，就事论事。因为他们是直接地、毫不掩饰地发自讲话者内心的话。对中ณ国人来讲，社会工作看起来总是在“管别ี人的闲事”。一个热心于社ุ会改革或者说是热心于任何一项ำ公共事务的人看起来总是有点滑稽可笑。我们给他的诚意打折扣，不能理解他。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做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吗？他为什么เ不效忠于自己้的家庭，设法升官发财，首先帮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们的结论是，他太年轻，或者说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怪人。
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一些这样异乎ๆ寻常的人，他们被称为“豪侠”，但他们都属于土匪或流浪者阶层，没有结过婚，是些四处飘泊的光棍，随时准备跳进水里抢救一个素不相识、即将溺死的孩子。结过婚的中国男子一般不做这种事。不过也有例外，结果死后一文不名，使老婆孩子吃尽了苦头。我们敬佩他们，热爱他们，但我们不希望家里有这样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至使自己陷入那种窘境时，我们会大胆地预见这个ฐ男孩将是他父母的灾星。如果我们能尽早ຉ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不能ม，他就会被送进监狱，从而使全家都跟着遭殃。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糟。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他，他可能会离家出走，加入那些有公共精神的土匪或强盗中去。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作“离经叛道的人”。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公共精神呢？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基督教传教士们想象的沉浸在罪恶之中的异教徒，尽管“异教徒”这个名词，以基督教蔑视和批判的力量，似乎非常适合于中国人。如果传教士们能设法理解他们，追根溯源，他们的看法可能会转变一些，因为ฦ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种不同子基督教的社会哲学。这种区别是观点的区别。现代最有教养的中国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妇女会去组织什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为什么เ去管狗的事，而不呆在家里照看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妇女没有孩子，所以没有什么更有益的事情可做。这种推断也许往往是正确的。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家庭观念和社会观念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继续深究，会发现家庭观念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
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由此而生发出各种社ุ会特点，这个ฐ家庭制度以及乡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级阶段——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中ณ的所有问题。面子、人情、特权、感恩、谦恭、官吏的腐败，公共机构、学校、行会、慈善事业、好客、正义，以及整个的国家机构，都源于家庭和乡村制度，都借用这些制度的要旨ຈ及其外部结构，都在这些制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解释自己้特点的有启发性的理由á。从家庭制ๆ度中生发出家庭观念，从家庭观念中生发出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研究一下这些问题，观察一下人作为社会的人如何在缺乏็社ุ会头脑的情况下行动是很有意思的。
家庭制度
中ณ国以前并没有“家庭制ๆ度”这样的社ุ会学名词，我们只知道家庭是“国家的基础”，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种制度给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增添了色彩。这种制度是与个人有关的，正如我们有关政府的观念一样，是带有个ฐ人感情色彩的。这种制度给我们的孩子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แ务感，对父母感恩图报和对师长谦逊尊敬。这种制度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给人一种社会生存与家族延续的感觉，从而满足人们永生不灭的愿望。通过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制度使得人们永生的愿望看起来是那么切实，那么生动。这种制度培植了家族的荣耀感，就是在西方也很容易就能ม看到的那种荣耀感。
这种制度甚至还可以涉足于个ฐ人非常具体的事务。它从我们手中夺去了缔结婚姻的权利，把这种权利ำ给了我们的父母；它让我们与“媳妇”结婚而不是与妻子结婚；它使我们的老婆生“孙子”而不是生儿子；它还百倍地增加了新娘的义แ务；它使年轻人感到如果大白夭将自己的房门关起来是非礼ึ行为，使英文中的“privacy”这个词在汉语中失去存在的可能性。它像收音机那样迫使我们习惯于喧闹的婚姻、喧闹的葬礼ึ、喧闹的晚饭、喧闹的睡眠。它像收音机那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发展了我们温和的脾性，西方แ人就像一个未婚的姑娘，只要照看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她总可以打扮得整洁一些，而中国人则像大家庭中的媳妇，有数不清的家务在等她去做。于是，这种制ๆ度在我们心中从小就培养了一种冷静感，使年轻人循规蹈矩，格守本分。它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保护。很奇怪，很少有孩子们造反与出逃。在以父母为ฦ中心的独裁家庭中，这种制度使年轻人失去了事业心、胆量与独创精神。笔者认为，这是家庭制度在中国人性格形成上最具灾难性的影响，父母的葬礼使文人学士在三年之ใ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内阁成员辞职的一个绝好理由。
家庭伦理甚至涉足我们的旅行与运动。《孝经》中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子的?